| 词条 | 杨沫 |
| 释义 | § 基本信息 杨沫杨沫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 § 生平简介 杨沫1914年0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 成长环境 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杨沫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杨沫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1931年春，杨沫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至此杨沫母亲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青春之歌》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不甘于琐碎的小家庭生活，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杨沫多是住在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杨沫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杨沫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 杨沫与张中行 张中行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自己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大概两个月左右，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杨沫母亲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杨沫却没觉得难受，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因父亲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杨沫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杨沫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杨沫妹妹白杨来到杨沫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 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 作家母亲 少女时代的杨沫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老鬼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杨沫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杨沫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老鬼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老鬼的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老鬼和他的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 《母亲杨沫》 儿子老鬼和母亲杨沫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完成了这个心愿。10年前，老鬼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他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杨沫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老鬼觉得这些文章都是老生常谈，全是溢美之词，于是就萌发出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的念头。 他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一直到2004年初，母亲去世快10周年了，老鬼觉得该对母亲有所表示。他说：“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呆在这个房子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为了写《母亲杨沫》，老鬼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抗战的时候，杨沫在十分区工作。那里位于保定、天津、北京交界处，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杨沫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老鬼就去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杨沫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老鬼只找到了他们的后代。 老鬼说，写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他尽力做到客观，决不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现在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阶段。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兄弟姐妹不同意老鬼这样写当年，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招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假若杨沫在世，看到《母亲杨沫》会是什么心情？老鬼说：“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她肯定反对我这么写她。但是晚年的她，却可能会同意我写。因为她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怯懦，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母亲杨沫》出版，杨沫的其他子女并不完全赞同。老鬼把书稿给他们看过，稿子被改得密密麻麻。老鬼没有完全接受兄弟姐妹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老鬼说：“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没有水平，没有觉悟。” § 贡献 《母亲杨沫》杨沫1914年生于北京，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力作《青春之歌》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500万册，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并被拍摄成同名影片，曾影响几代青年。以后她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近年由她本人整理出版的近300万字的7卷本《杨沫文集》收录了她大部分作品。杨沫曾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选为第四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从1989年起至逝世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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