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毕朔望 |
| 释义 | § 简介 毕朔望 毕朔望，江苏扬州人，原名毕庆杭，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以作家、诗人、翻译家蜚声于京华文化圈内。有“江左才子”之称。 毕朔望，1938年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主编，印度、缅甸、瑞士学校教师，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外交学院院务委员、英语系负责人，外文局编译办公室负责人、《国际文摘》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负责人，全国翻译协会理事，侨联宣传委员，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笔会中心书记。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作为中共资深党员，他30年代投身革命，此后参与草创时期的新中国外交。[1] 毕朔望曾在新德里为国际劳工（亚洲）会议作口译，他的译技令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也赞叹不已。[2] 毕朔望先生早年与一女子相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婚。以后两人各有家室，儿女成行。四十年后两人老伴分别去世，有情人终成眷属。邻居们经常看到两位耄耋老人携手散步的身影。 毕朔望因病于1999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1] § 艰辛童年 毕朔望的父亲毕振达，笔名毕绮虹，在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中，被称为“今之小说无敌手”。[2] 毕朔望的童年是在杭州涌金门外“柳浪闻莺”（旧西湖十景之一）度过的。他听惯了毗邻老屋的湖边青石阶上村姑们啪啪劈劈的捣衣声。每当夕阳西下时，凭窗远眺，青山如黛，湖平似镜，一切都融入霭霭暮色之中。“莺柳不关诗岁月，皆因西子最宜家。”（《过湖边废宅，颇议盛日》）“吾生犹得见雷峰，劫罢熏阳分外红。”（《〈西湖旧踪〉图集书后》），直到步入人生迟暮，毕朔望睿智的大脑里依然叠印着往昔暮春三月柳荫梢头新燕呢喃、芳草丛中彩蝶纷飞以及枫林晚秋、夕照山麓浑如老衲的雷峰塔影。 六岁那年，毕朔望依依不舍地告别家门前那一湖盈盈碧水，随着孓然一身的父亲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毕倚虹终因沉缅于声色，自陷污淖不能自拔，无可奈何地搁下了那支风靡一时的神来之笔。父亲撒手西去后，那年他才九岁。毕朔望一度寄养在父亲的好友、著名通俗小说家包天笑家中，为生活计，他曾去上海中西大药房短暂见习。那些不经意接触到的英文药名竟成了毕朔望日后一口流畅纯正英语的“滥觞”。[1] § 参加革命 1936年，中学毕业后开始写作，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毕朔望回到扬州叔父毕介青身边，与哥哥毕季龙（毕庆芳）就读于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抬头可见的古迹，使毕季龙兄弟两人陶醉在书海墨河之中，毕季龙写出的文字为周围人所钦佩，毕朔望外文造诣也突飞猛进，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高中毕业后毕朔望想当梁思成弟子不成，于1937年秋窝窝囊囊剃了光头，进入以蒋介石为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同时入校的还有其三兄毕庆芳，他后来改名“季龙”。几个月后，南京失陷，仇寇屠城，毕朔望辗转赣湘，最后来到一片沸腾的武汉三镇。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恩师许孟雄先生。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的许孟雄教授在抗战前夕自沈阳东北大学转至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执教，同时兼授“大一”的基础英语。“许先生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委实是妙不可言！”毕朔望说。秉性耿直的许孟雄授课之余每每痛骂当局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这无疑是撒向毕朔望心灵的第一颗革命种子。 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让毕朔望对中央政大生出些许依恋的便是因为这位英语大师许孟雄。“我与许先生有生死之交，是他把我领进了共产党！”60年后，毕朔望诉说如烟往事依旧激情难按。 在武汉，尽管毕朔望与刁光覃、夏淳一起登台演剧，还曾当过埃德加·斯诺的助手，但许孟雄终究还是把他带到了王炳南身边。毕朔望成了王炳南任组长的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最年轻的成员。长江局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毕朔望、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加拿大人朗宁等在其中工作，还有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译员陈家康，许孟雄，以及王炳南那位漂亮的德国夫人安娜利泽女士。 这可算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1] § 名报骨干 南京沦陷后，毕朔望辗转于江西、湖南，最后来到武汉。由于他的英语出色，受到时任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教授许孟雄的青睐，由许推荐到中共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工作。1938年后任汉口《新华日报》主编。1938年9月，日军沿平汉线和长江水陆并进，猛扑武汉。 为了彻底摆脱了日寇的追击，李克农等商议了行军路线，决定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以《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和部分难民为主，由于徐迈进(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毕朔望、潘梓年等人充领去宜昌，然后乘船去重庆；另一路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为主，由李克农、夏之栩、王炳南等率领，南下长沙，与那里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办事处工作人员会合，接受任务，然后绕道桂林去重庆。徐迈进、毕朔望等四人最后一批上船，11月22日也到了重庆。撤退至重庆，开始供职于《新华日报》。[1] § 流寓缅印 皖南事变后不久，毕朔望奉命疏散至缅甸。离开渝都前夕，毕朔望乘夜色来到曾家岩“周公馆”。周恩来在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又反复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在以后的日子里，毕朔望又历尽难险，流寓印度加尔各答、德里等地。 在加尔各答的日子是难以忘怀的。毕朔望就在国民党政府的总领事陈质平眼皮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通过中航公司内的中共党员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从英国人那里搞来的那台收报机所接受的大量延安消息都由毕朔望译成了英文，送往加尔各答诸通讯媒体。毕朔望曾冒着风险掩护藏族革命青年、后来担任八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平措汪杰，帮助平措汪杰住在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商人家，这位商人是毕朔望的哥哥毕庆康，而毕朔望此时也住在这里。还曾担任过印度、缅甸、瑞士学校英语教师。 1945年暮春，毕朔望迎来了着一身延安呢制服、跟随董必武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章汉夫和陈家康。章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毕朔望曾与之朝夕相处，“同坐一条板凳编夜班国际新闻”。数年后，章汉夫、陈家康分别就任新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和亚洲司副司长。1972年1月1日章汉夫在狱中含冤去世。毕氏撰文缅怀先贤，极尽沉痛悲凉至极。 当毕朔望在加尔各答介绍前往巴黎参加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会领袖邓发会见年轻的缅共总书记德钦丹东以后，他与恩师重新聚首的日子就不远了。许孟雄与高足毕朔望分手后旋入重庆中央大学执教，遂与五四时期火烧赵家楼的“急先锋”罗家伦先生订交。1947年暮春，罗家伦获任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驻印度大使，便拉上许孟雄一起上路。毕朔望与许孟雄先生再度重逢是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也是藉许孟雄之推荐。 工作之余，毕朔望常去中国使馆“金特豪斯”（Jind House）探望许孟雄，这里原本是印度北方邦一位土王的“行宫”。给毕朔望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使馆内如同北京中山公园一样开阔的草坪外，就是大使办公室卫生间那只专供罗家伦先生使用的大浴缸。由于许孟雄的特别关照，毕朔望不仅得暇享用罗家伦的专车，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在那只大浴缸里沐浴。当毕朔望头枕浴缸，安然仰卧在碧水清波之间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三年后，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黄埔一期生袁仲贤将军会坐到罗家伦的座椅上！而自己，竟能取代许孟雄的角色。[3] § 出使印度 1949年底，中央调徐鸣回国，让徐鸣绕道日内瓦，通知毕朔望也回国。1950年春暮，毕朔望自日内瓦国际劳工局星夜兼程回到北京。那时，继东欧大批兄弟国与新中国建交后，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邦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毕朔望就这样千里来寻故地，再度来到新德里。数月后，毕朔望又回到了久违的“金特豪斯”。 毕朔望就这样开始了他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国土上第二个6年。五十年代初，出任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东南亚使馆年轻的秘书群中，毕朔望被称为“江左才子”。40余年后，毕朔望的同事裴默农先生这样写道：“毕朔望从此一直伴随袁（仲贤）大使出入于外交场合，他具有外交官和高级译员的双重身份，而且熟悉印度情况，起重要的参谋作用。袁大使任职期间，从对外的一般酬酢到重要会谈，毕朔望几乎无役不与。他不但有深厚的中文根底，而且英语水平之高，连印度许多高级官员也自叹不如，以为他出身英国牛津或剑桥。” [3] § 回国任职 1956年毕朔望回国，曾任外交部亚洲司专员等职。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他求教英语，周恩来则戏称他为“同进士出身”。 毕朔望60年代任外交学院院务委员、英语系教授。1962年为英语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任二部（英语系）副主任（主任吴景荣），1964年为外交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外交学院1969年停办后，毕朔望到外文局编译办公室、《国际文摘》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外事办公室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是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的理事和秘书长。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8月，毕朔望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邀请与萧乾赴美参加80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间的首次交流活动“中国周末”，即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议题，以沟通两岸中国作家为主旨的文学聚会，来自两岸三地，包括美国、欧洲、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在内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评论家、新闻记者。9月14日夜，全体来宾在安寓二楼会合。这是三十年来大陆作家与台湾及其他地区华人作家的第一次聚会。 1981年秋，世界笔会在巴黎举行。我国派出由巴金为团长率领毕朔望、朱子奇、叶君健等10多位作家、诗人组成的笔会代表团来此参加会议。 1984年毕朔望参与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毕朔望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英港事议成书感》(四首)，其四为《赠饮者，草签仪式上》：作法为师吾不图，明台有酒德未孤。秋光如许直须醉，健雅周郎属意无？[3] § 著名诗人 毕朔望擅诗，曾任中华诗词学会首届副会长。毕朔望对中国旧诗词的造诣也很深，曾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他怀念在杭州涌金门外“柳浪闻莺”度过童年的诗句“莺柳不关诗岁月，皆因西子最宜家”、“吾生犹得见雷峰，劫罢熏阳分外红”等也清新可读，颇受时人赞许。 1986年9月2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纪念印度友人森德拉尔百岁诞辰，以追怀大师多年为印中友谊呼吁奔走之劳绩。据毕氏称：“我在新德里时有幸与森翁过从，观其布衣隆额行公卿间，坦荡诚挚，风骨嶙峋，复宽和可亲，不觉为之倾倒，及今难忘。”云云。当日，毕作《金缕曲》云：“我亦蹉跎久。卅年来，冰川望断。炎南故友。官道咸阳音尘歇，白马长安立瘦。记不起，从前胜游。独忆森翁目如电，问后生到此心凄否？百代计，谁信守。君生丁亥吾己丑。一霎间，锁摧镣折，无独有偶。才过旌旗风雨作，百废待兴成愁。何时是，国丰人寿？新命旧邦神杲杲，这东方须尔长携手：期共进，且好求。” 毕朔望是个新诗诗人，1930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多散见于各报刊。1980年，他出版了诗集《少年心事——花朵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年秋，时任中国作协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毕朔望陪外国友人赴杭州参观访问。在奔驰的火车上，他读到张志新事迹，掩面大恸而泣下，几乎呜咽有声。入夜辗转反侧，几不能寐，以愤怒的笔触，为烈士不屈的英灵、血海般的冤情写下了那首京华为之轰动、名噪一时的《只因……》。 毕朔望曾写诗赞安徽省最大的一座人工湖——太平湖道：“天池无此亲切，太湖无此幽深，富春无此清凉，漓江无此烟云，三峡无此青翠，西子无此胸襟，乾隆无此眼福，江南无此水程。” [2] § 译界名家 毕朔望是一位在译界颇负盛名的翻译家。1986年9月5日的《新民晚报》，曾刊登过他追思傅雷的一首七言绝句：“译界千秋我孰信？玄奘严伍鲁后君。精勤博雅容堪到，大汉风神只此鲲。”毕朔望视界很高，于众多的译人中挑出五位作为千秋译界的典型人物。其中的“伍”系大翻译家伍光建。“君”自然是指傅雷了。傅雷翻译一向标榜“神似”，其译作质量之高，的确非一般译人可以企及，毕朔望将他比喻为译界的一条大“鲲”，真乃实至名归也。 毕朔望的译作颇丰，译过《台湾小说新选》、《路易·艾黎诗集》、《列宁传》等。2000年，他与董乐山合译了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海南出版社），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卡尔布兄弟的这本《基辛格》出版还不到半年，就由毕朔望领衔译出（当时以“齐沛合”之笔名，谐音“齐配合”），旋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内部出版发行。 § 豁达人生 十年“文革”之后毕朔望曾有诗曰：“刮目十年看‘老九’，做诗凿井俱欣然……”能这样豁达地写到“老九”与“十年”，也很有特色。 1978年10月，曾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文化事业科科长、中央政治学校训导教授、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处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的杨玉清平反后，奉调回京，被恢复国务院参事职务。当杨老的健康每况愈下时，他把日记和未了的心愿一起托付给了“心心相印”的挚友毕朔望。毕老于1994年4月9日把整理好的日记清单列表打印出来，“交给杨老二份此存”。 然后，毕老又多次亲自与杨老的子女商讨出版日记事宜，他提出的摘编原则，也曾得到杨老首肯。不久，杨老驾鹤西去。几年后，毕老也不幸辞世。人生苦短，而日记却可长存。 § 作品 著有诗集《少年心事一朵花集》，译著《列宁传》、《路易·艾黎诗集》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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