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杨光华 |
| 释义 | § 人物介绍 教育家杨光华杨光华生于湖南浏阳的知识分子家庭。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53年参加北京石油学院筹建工作，历任石油及天然气工学教研室主任、炼制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958年在莫斯科石油学院访问和进修。1965年起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1969年之后，历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研究生部党委书记、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被选为党的十大代表。1988年-1992年任石油大学校长，此后任石油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业化学与化学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第一、二届委员，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国际多学科杂志《能源》的顾问委员等。 杨光华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长期致力于石油高等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在培养石油化工专业人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3年初，即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石油及天然气工学专业，并编写了第一部教材《石油天然气工艺学》，通过艰苦努力，使该学科专业在短期内基本建成并达到石油炼制专业教学要求，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毕业生。20世纪60年代初由他主编的《石油炼制工艺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讲授石油炼制的教科书，对石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担任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大学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职务的27年间，勇于探索，积累了治校育人的丰富领导经验，在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尤其是在如何办好石油高等学校方面有大量的论著，涵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学研结合、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学校管理、校风学风及校园文化等诸多方面，为指导中国石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他担任华东石油学院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在学校因被迫搬迁东营而元气大伤、办学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维系濒临中断的石油高等教育事业，他勇挑重担，以对石油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执著追求，以坚强的毅力和勤奋的工作，在荒芜的盐碱滩上和全院师生员工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为重新建校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奋战了20多年，不断改善了办学条件和环境条件，功不可没。他以高瞻远瞩的智慧，适时改进和拓宽了学校的系科专业；并多方努力，筹划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建设，使学校在山东东营和北京昌平两校区较快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有效地发挥了学校作为石油、石化人才摇篮的巨大作用。他在担负极其繁重的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仍尽力亲自投身教学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先后指导过10余名研究生和多名本科生。学位制度改革后，先后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30多名。自1951年任教以来，他先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科技、教育和管理领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杨光华是一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他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一贯十分重视培养中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他言传身带、循循善诱、倡导学术民主，为学科专业和实验室树立了良好的作风。他所领导的有机化工学科是第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学科集体团结进取，朝气蓬勃，成为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培养中国石油和石化科技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光华是中国卓有建树的著名科学家。长期从事石油化工研究，学识精深，成果斐然，在中国石油化工学术界享有盛誉。50年代初自美归国前，他在化学反应工程学、特别在气固相反应动力学研究领域就已卓有成就。他在美期间即参加了“化学反应过程学”的奠基性工作，与他人合著的《气相催化反应机理的确定》是该专业领域的传世经典之作，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回国后在化学反应工程和石油加工工程两个学科领域内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中国最早研究硅酸铝裂化催化剂人工合成、稀土分子筛催化剂的学者之一。1956年-1958年在前苏联进修期间，他出色地完成了裂化催化剂上结焦动力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潘钦可夫—杨”结焦方程。60年代为适应中国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对高能燃料的需求，炼制系组建了“特种燃料研究室”，他主持研制成功“新凝油剂合成工艺及其使用配方”，正式装备部队，为中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70年代以来，杨光华先生预见到催化裂化过程必将在炼油工业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决定把该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选择以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问题作为开展研究的切入点。 鉴于此后该项研究工作卓有成效，1983年以他为首的科研组参加了第一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的研究工作，并负责该项目其中一个专题“裂化催化剂再生反应动力学规律”，该项目于198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80年代初，他考虑到中国的多数原油较重，预见重质油加工技术发展将会是中国石油加工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并组建了重质油研究室。1987年，他审时度势，将重质油研究室和与石油加工相关的科研组联合建立为重质油加工实验室，研究制定了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适时地向国家计委申报成立“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于1989年获得批准。自此十几年来，该重点实验室在重质油加工的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该实验室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重质油及渣油加工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一书，是他古稀之年在总结长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中英文逐字逐句亲笔撰写的力作，是他睿智和研究思想的结晶。 杨光华对祖国对人民充满深深的热爱。他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当时还没等拿到证书，就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响应祖国召唤回国，为新中国建设效力。此后数十年来，他献身于祖国的教育科技事业，写下了人生光辉篇章，他是首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0年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评定为有杰出贡献的老科学家，并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的荣誉证书。杨光华先生一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好学不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石油化工学界的泰斗，闻名国内外。杨光华先生德高望重，虚怀若谷，谦诚待人，尤其对中青年学人关怀备至。他是当代学人钦佩的大师，他的高尚人格魅力博得学界由衷的敬仰。[1] § 瞿家湾斗争 夏曦早在瞿家湾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杨光华等人与夏曦在几个问题上就发生了争论。如所谓反对邓中夏的右倾逃跑主义问题，杨光华等同志认为，邓中夏的主要错误是“左”倾，而逃跑是脱离根据地以后，在敌人压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又如成立贫农团，进行反富农斗争问题，夏曦指责周逸群领导的土改，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富农路线”，要在土改复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杨光华指出，富农分坏田，如果富农有经营土地的能力，两三年后把坏田变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农分得土地后，既无农具又无耕牛，他种不了这块田，要出卖行不行？夏曦对这些实际问题都无法答复。 1932年1月9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的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议》。为了贯彻这一决议，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召开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万涛为首的多数代表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湘鄂西工作中“左”的政策，许多代表批评了夏曦在湘西工作半年多来的错误。但是，“左”倾中央却把万涛等人的正确意见和对夏曦的批评看作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在中央的支持下，夏曦等人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大多数代表的正确意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通过了政治、土地、经济、财政、职工等决议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西地区得到贯彻。 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依仗当时王明的支持，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改组派”联系起来，极力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湘鄂西省委连续发布文件，把肃反作为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在全省范围贯彻执行。随之而来的便是肃反扩大化，原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和省委常委万涛也被捕审查。杨光华对夏曦的这种擅自逮捕省委领导、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忍无可忍，他同杨成林一道去中央分局质问夏曦省政治保卫局同省委是什么关系。夏曦明知道杨光华的用意，还反问杨光华。杨光华认为省政治保卫局是省苏维埃政府下属的一个机关，它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政权。而党是领导一切的，保卫局也属于党领导，它怎么可以随便抓起省委的人来呢？即使省委出了反革命，被保卫局觉察了，也应该先报告省委，经省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其职务，开除其党籍。保卫局再抓他，抓的是反革命，而不是省委常委了，这才是党的组织原则。 夏曦说：“依你之见，保卫局查出你省里谁是反革命还要先报告你省委，经过省委作出决定才能逮捕。那么你知道不知道谁是反革命，有多少反革命？另外，我如果向你省委报告谁是反革命，不等于向其他反革命告密了吗？老实告诉你，苏联肃反委员会发现苏共中央谁是反革命，是捕后再通知苏共中央，而不是事先报告。”杨光华无言以对，只好另想良策。对此，谢觉哉也曾质问过夏曦：“这些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怎么又会破坏苏维埃政权呢？”夏曦的回答更加奇怪：“这些人正是为了破坏苏维埃政权才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宋盘铭看到杀的人太多了，也跑去问夏曦：“这样干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曦反怒斥道：“损失反革命心疼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被“左”倾思想路线冲昏了头脑的夏曦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为了党的事业少受损失，杨光华冒着危险两次找夏曦，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后来，就肃反委员会用肉刑逼供的问题，杨光华又去找夏曦，要求把贺龙、关向应找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夏曦最后同意省委派人监审，于是杨成林被派去监审。3天后，杨成林回来对杨光华说：“不得了了，他们逼供就要逼到我们头上了。”当天，杨成林留给夏曦一张条子就走了。条子上写着：“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也决不做反革命，永别了。” 仅两个月内，湘鄂西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运动骨干1600余人被捕，其中先后被杀的省委、特委和红军中师级干部有万涛、宋盘铭、彭国才等70多人，甚至对1931年5月已经牺牲的周逸群也加上“改组派”头子的罪名。只要对王明路线有异议的同志，就要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个湘鄂西省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杨光华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 受到报复 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光华1932年 8月，蒋介石向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军委负责人的夏曦，对反“围剿”作战没有布置，在敌人进攻面前，还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主力突围以后，根据地只有七师、八师的一部分。夏曦指示杨光华等随七师到张金河待命。杨光华与刘绍文、宋一平等从张金河退入江陵的四湖。由于连日转战疲惫不堪，再加上肃反中痛失战友和心有余悸，杨光华突发伤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烧不退，水米不进。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经过组织关系找了一位医生，每天到船上给杨光华治病送药，才使其病情逐渐好转。当时，在四湖里许多小船上住着伤病员，杨光华同李家芬商量搞到一笔经费，分发给这些伤病员，让他们各自投亲靠友，转移出白鹭湖再寻找组织。安排完这批伤病员，杨光华与宋一平扮成两兄弟，乘船到了上海。 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杨光华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况的报告》，并请求党中央派他回到湘鄂西去恢复党的工作。中央看了杨光华的报告后，把他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 1932年 10月，杨光华被分配在中央组织局工作。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改组江苏省委，由孔二任书记，杨光华任秘书长。1934年3月1日，省委书记孔二和组织部长李实同时被捕，临时省委书记由赵立人代理。不久，赵立人向杨光华传达中央局新的组织方案，其内容是：以后不许开3人以上的会议，只用个别接头的办法，以免集体被捕。具体的接头办法是：中央局的代表到省委书记家，省委书记到各常委家，各常委到地方主管的各单位及区委书记家。杨光华表示反对这个新组织方案，认为这个接头方法很有害，中间若发生问题会失去联系，特别是难以防止敌人从中捣乱。杨光华建议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如书记只知道组织部长家，组织部长只知道秘书长家，秘书长只知道宣传部长家……这样也体现了集体领导，可以防止敌人搞鬼。杨光华最后请赵立人向中央局转达他的意见。 杨光华的意见被否定了，江苏省委撤销了杨光华的秘书长职务，送交中央局处理。3月16日，临时江苏省委作出《关于粉碎子才同志机会主义反党阴谋的决议》，给杨光华严重警告的处分和悔过自新的机会。中央局派杨光华去皖南巡视工作，一个月后，杨光华从皖南巡视回来的时候，江苏临时省委两次遭到敌人破坏，同年7月，杨光华又接受中央局重建江苏省委任务，并在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中央组织局李竹声、盛中亮相继被捕，江苏省委也连遭破坏，杨光华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中央局考虑杨光华搞过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又搞过上海的白区工作，决定派他到满洲省委去。那里既有抗日的武装斗争，又有奉天、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杨光华欣然从命。 自1933年10月起，中共满洲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上海中央局派林电岩到满洲省委主持工作。但不久他被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调到苏联，并扣押在那里不让回满洲。中央局便派杨光华赴哈尔滨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并指出省委的工作重点是抓抗日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建立反满抗日的人民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力争被扣押在苏联的林电岩回国工作。 1934年 末，杨光华来到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前来接头的竟是湘鄂西的老熟人谭国甫。谭国甫把杨光华带到冯仲云家里，这是满洲省委的秘书处。谭国甫介绍了满洲省委的情况，省委书记林电岩去苏联至今未归；组织部长何成湘调往上海中央局，把工作交给了赵毅敏；秘书长冯仲云派往珠河抗日根据地。留在这里工作的只有宣传部长谭国甫和秘书雾仙（赵毅敏的爱人）及冯咏莹（冯仲云的妹妹）。为了便于工作，杨光华与冯咏莹组成家庭式的机关（后来正式结婚），重新组建了省委。省委组建后，即开始领导满洲的抗日救国斗争。 1934年 底，由于交通中断，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这时，王明、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电令，要满洲省委派人到莫斯科去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满洲省委派赵毅敏去莫斯科后一直没有回音。1935年初，王明、康生又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第二次紧急电令。内容有三条：一是要将满洲省委的文件全部销毁；二是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全部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三是满洲省委所管辖的全部内部组织交给雾仙管理。接到电令后，杨光华、谭国甫、小骆三位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中共代表团对满洲省委产生怀疑，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不信任呢？谭国甫认为，把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文件全部销毁损失太大，而且把文件全部销毁对满洲省委是如何处理重大问题的情况将无据可查。因此在清理文件时，保留一部分重要的文件转送共产国际存档，其余的销毁。至于全体同志都去莫斯科这一条坚决不能执行。小骆同意谭国甫的意见。杨光华同意谭国甫对于处理文件的意见，但对于紧急电令的第二条，他认为坚决不执行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在与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应服从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因此必须去人，有问题到那里当面解决。杨光华建议由他和谭国甫两人同去，什么问题都能说清楚。这样也随之解决了电令的第三条，没有把省委的全部工作只交给雾仙。最后就这样通过了解决紧急电令的决定。 杨光华在离开哈尔滨以前，安排了满洲省委的工作：一、把满洲省委交通员老吴送到珠河根据地；二、把黑王（王学尧）派往密山游击队；三、由杨光华起草经常委讨论通过了《满洲省委临时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要遵照中央指示“独立而自信地实行自主工作”。1935年4月，杨光华与谭国甫离开哈尔滨准备从绥芬河入苏联，但未成功。返回哈尔滨后，决定由共产国际派交通员带路。此时，王明有令：只许杨光华一人前往莫斯科。 § 蒙受冤屈 王明杨光华满怀希望地来到莫斯科，可等待他的是冷遇。杨光华几次问负责接待的秘书克力莫夫，什么时候汇报工作？克力莫夫总是漫不经心地说：“不要急，先玩几天，但不要走远，不要和其他人交往，有事可以及时通知你。”杨光华整整等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克力莫夫的影子。一个月后，杨光华终于被召见了，克力莫夫把杨光华带到留克斯共产国际招待所的一间小会议室，在这里他看见了林电岩和赵毅敏。紧接着克力莫夫陪王明和康生来到会议室，王明与康生交谈几句就宣布开会。王明说我们今天是请杨光华同志搞清几个问题：一、你在上海被捕后是怎么被释放的？二、你在江苏省委的反党问题；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龚被隔离后，你为什么还与他联系？四、身为满洲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执行代表团的电令，擅自决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丢失？杨光华对这里的紧张气氛感到震惊。他克制自己的情绪，认真听完王明提出的四个问题，镇定地对四个问题一一作答。 王明和康生听了杨光华从容镇静、有条不紊的申辩十分气愤。康生说：“中共代表团命令你们销毁全部文件，没有让你们送文件到莫斯科来。你们擅自决定送文件，应负违反电令的主要责任。”其他同志都没有发言。这样，第一次会议也是一次公开的审查便结束了。之后，杨光华又重新落入无人过问、暗中被监视的境地。 1935年 7月2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早在湘鄂西根据地时，杨光华就被选定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三人团团长。现在杨光华就在莫斯科，却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只是会后把大会的一些文件送给他看。杨光华在阅读文件之后，给中央代表团写了一份书面意见。不久，杨光华接到通知，说王明要召开满洲工作会议，让他准备作关于满洲工作的报告。为了避免错误和遗漏，杨光华在一个新的笔记本上写好了报告的要点和提纲，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二楼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王明主持了会议，林电岩、赵毅敏、谭国甫都参加了。杨光华作了满洲工作报告。报告未完，王明建议休息一会，于是大家都走出会议室，杨光华本想问一下谭国甫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了解一下满洲的现状，这时，王明却一反常态，亲切地问杨光华的身体如何，并建议他到南俄罗斯去休养些日子。一个俄国人走到王明面前用俄语交谈几句，然后锁上会议室走了。杨光华急忙和王明说他的本子还在会议室里，王明看了看表说该午休了，下午接着开会，再拿本子也不迟。 下午再开会却换成三楼的会议室，杨光华对王明说他的笔记本还在上午开会的那间会议室里。王明反问，你还用笔记本作报告吗？杨光华说可以不用，报告已经快作完了，但本子必须拿出来。王明敷衍说，回头我让他们拿出来便是了。杨光华作完报告，王明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总结，会议就算结束了，杨光华又提出要取回笔记本，王明却不耐烦地说：“在共产国际的机关里你还不放心吗？” 然而，就在会议的第二天，该招待所职工支部就传出一条重要消息，说杨光华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被招待所清扫工拾到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接着，杨光华便被拘留审查，杨光华试图解释，却受到不许诬蔑王明同志的严重警告。这次被审查除了上述王明提出的四个问题外，又加上个“本子泄密事件”。杨光华做梦也没有想到，曾任过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王明，竟会用这种手段平白无辜地加害一个地方组织负责人。 § 流放北冰洋 科学家杨光华1936年 秋，杨光华被两名苏联内务部的便衣押送到斯莫林斯克省亚尔宅沃镇一个纺织厂的修配车间做学徒工。杨光华想，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工人，多学一门手艺，将来回国时可以多为社会做点贡献。他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其实，在这里劳动只是监管他的一种形式，只发给他最低的工资。杨光华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他除了在莫斯科时买了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外，还用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订了一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杨光华从《救国时报》上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周恩来申明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政策……尤其是连续报道红军长征胜利以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使这位远在异乡的爱国志士感到无比欣慰和鼓舞。 1936年 10月，杨光华在《救国时报》上看到一篇专论：《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文章说，上海在1934年以后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公然出现一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在那里招摇撞骗，并诬陷子才（即杨光华）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混进了党内并爬到高级领导岗位。杨光华看过后，立即给中央代表团写信进行质问，为什么要否定上海党的存在？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信发出后不久，杨光华被两个公安人员押解到莫斯科中央监狱。经过两次特审，杨光华被判处5年徒刑，流放到北冰洋一个集中营服苦役。 杨光华被发配到乌黑达列沃尔古达的铁路建筑工地干重体力劳动，每天挖路基、扛枕木、抬石头，只发给最低标准的黑面包，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给的黑面包就更少。这样恶性循环，不到一个月，杨光华就晕倒在工地上，被工友们救回去。不久，杨光华又被转送到森林伐木场。浩瀚的大森林，像要把杨光华吞噬掉，他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居民很少，甚至没有地名，统称为伐木场。伐木主要靠斧头钢锯。上工第一天，杨光华配合一个老犯人锯一棵五六个人合抱的大树，锯完这棵树他已站不起来了。下工时，两胯像脱臼似地迈不动步子，躺在工棚潮湿的木板床上，全身的肌肉如刀割针刺般疼痛。杨光华时刻鼓励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要倒下，不要生病，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回到祖国，就能洗清这不白之冤。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北冰洋的原始森林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由王明派来专门监视杨光华的人。一个叫张鍟泉的人，以犯人的身份跟着杨光华一起流放，他声称自己也是中共党员，每天当着杨光华的面大骂斯大林，只要杨光华随声附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杨光华没有上当，开始时他曾与他辩论，后来就采取不理睬的办法。伐木场的活不是砍树就是扛圆木。一天，杨光华扛着一根200来斤重的圆木趔趔趄趄地往前走，忽听有人喊：“快闪开！”这时，一棵正在往下倒的大树向杨光华迎面砸来，顿时血流如注，造成脚部粉碎性骨折。一位叫安德利的犯人，撕下自己的衣服为杨光华包扎、止血，背起他送往医院。经过治疗，脚伤痊愈后，他又上工劳动了。 刚刚适应伐木场的环境，杨光华又被调到深山沟里烧木炭。这里的苦役又是另一番滋味，每天劳作十四五个小时，几乎整日整夜守在窑旁，烟熏火燎，出炭、搬运木头，什么活都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杨光华皮肤干裂，眼睛红肿溃烂，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只剩下一点点光感。幸亏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把杨光华调到澡堂子干活，杨光华的视力才得以恢复，身体才逐渐好转。以后不久，杨光华又被调到更艰苦的深山里焊接天然气管道。在严寒下操作，杨光华身体弱，缺乏抗寒热力，再加上吃不饱饭，生命很快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一位善良的立陶宛大哥把不省人事的杨光华用马车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一位被流放的医学博士精心为杨光华治疗。这位医学博士曾经给高尔基治过病，高尔基逝世后，因肃反扩大化，他被判刑流放到这里。医学博士治好了杨光华的病，并告诉他不能再参加重体力劳动，不能受刺激，不能受风寒。之后，杨光华又回到澡堂劳动。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光华才被解除劳教，在澡堂当一名洗衣工人。一位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丈夫的洗衣女工，与杨光华建立了友谊，经过几位好心人的牵线，杨光华与这位女工结婚，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光华日夜思念着祖国，他想，在苏联虽然有了俄罗斯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但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既然活下来了就要回到祖国去，只有回到祖国才能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只有回到祖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奉献一份力量。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连续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出回国申请书和申明书。愿望终于实现了。1956年初，杨光华收到了批准他回国的通知。欣喜若狂的杨光华设宴招待曾给予他帮助，救过他生命的立陶宛大哥、医学博士和澡堂子的工人朋友，挥泪与他们告别。 1956年 6月初，九死一生的杨光华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一位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代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接待了他。这位在北冰洋流放都没有落过泪的硬汉子，像孩子回到娘的怀抱一样痛哭起来。不久，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对杨光华的问题作出结论：“杨光华同志于1937年在苏联受流放处分系误会，在全部流放期间与党失掉联系，由组织负责。杨光华同志恢复组织关系。其党龄从1927年5月转为正式党员算起。杨光华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但为了祖国建设的大局，他没有纠缠过去的恩怨，想尽快投入祖国建设的行列。 为了照顾杨光华的身体，组织上安排他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所任顾问。以后他又回到湖北任省政协委员，定居武汉。1979年2月，他被增补为省政协常委。古稀之年的杨光华一直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尽自己的力量，写下了许多回忆录。1991年8月26日，杨光华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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