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林超 |
| 释义 | § 个人简历 1943年4月13日，生于广东省揭阳县。 193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26年，就学于岭南大学文科，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哲学系。 1929年—1933年，在中山大学攻读地理学与地质学专业，毕业后在校留任助教。 1934年—1938年，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和地理系主任、理学院代院长。 1939年—1947年，193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人生地理组主任和所长，1942年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7年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 1949年—1952年，全国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 1952年—1991年6月1日，任北京大学教授。 § 生平简介 林超1909年出生于广东揭阳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毕业于岭南学堂后，回乡兴学。家庭的熏陶，社会的传统，使林超先生自幼对文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17岁靠奖学金入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转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因对当时讲授的唯心主义兴趣不大，就选修了一些外系课程。第三学年，选修了史禄国(俄国人)主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因讲课中多涉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便常向老师问及环境问题，对地理学的兴趣也就悄悄萌生。正好1929年中大创办地质系和地理系，在老师建议下，他选修了瑞士教授汉姆的地质学和德国教授威廉·克勒脱纳的自然地理课程。岂料竟以此为契机，确定了研究地理学为终身奋斗目标。那年他正好20岁。 广州附近野外考察 人生之路的选择，似乎也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多少先贤哲人为了探求它的真谛，曾倾注了毕生的心力，林超先生为何此时对地理发生兴趣并要为之奋斗终身呢？据林超说，他在中小学时对地理课并不感兴趣。因为当时的教材内容贫乏，枯燥无味，教师又是照本宣科，毫无吸引力。但他热爱自然的天性，喜欢探求造化奥秘的精神，并不因为这些而稍减，一旦时机成熟，“否定之否定”便会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这样的时机来的并不早，但它毕竟出现了。克勒脱纳是当时亨誉世界的地理学家，被公认为德国第三代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野外工作经验丰富，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更是有名的区域地理专家。他的课程不仅讲述自然界中许多奇妙的现象，而且能说明它们的本质和成因。林超先生听了他的课，感到与自己过去所认识的地理大不一样，仿佛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除听课外，他最有兴趣的是到自然中去。克勒脱纳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学生去野外考察，在广州附近观察地质、岩石、地貌、植被及土地利用等。每次野外考察，不仅作笔记，而且在一起展开热烈的讨论，还把广东出产的橄榄、柑桔与地中海所产的作比较，并与课堂讲授的气候区联系起来分析。变化无穷的大自然，好像每次都在向他提出许许多多新鲜、奇妙的问题，激发他去探索、去思考。 给林超先生印象最深的是1929年冬的寒假实习。他们从广州出发，越过南岭到湖南宜章，主要对两省的交通运输进行考察。当到达海拔600米的九峰时，出现了杉林，与广州的景观很不一样。当时恰值南岭下了大雪，身上衣着单薄，特别感到寒冷刺骨。但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雪，更有感于地理环境的多变，热情仍很高。在翻越位于分水界的蔚岭关时，路面的融雪已结成冰，大家只好脚缠布条和野草前进，人与环境的协调，此时此地有了真切的体验。这次实习不仅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增添了对大自然的感情。 在孩提时代，家乡榕江下游平原的原野和河渠湖塘是他经常嬉戏游乐的场所，受到了大自然的沐浴和陶冶；少年时代在汕头对面的矾石中学读书时，经常在课余攀登海岛上数百米高的花岗岩小山，望一顷碧波和横无际涯的大海，这些都孕育了他热爱地理学的潜意识。由此说来，林超先生在大学高年级才对地理发生兴趣，固然与学校教育和老师影响有关，但归根结底，大自然才是真正激发他兴趣的摇篮。以后他负笈西行，到英国利物浦大学专攻地理，回国后，致力于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成为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 § 野外调查 林超先生投身地理科学数十年来，坚持深入野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当问他怎样才能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时，他谈了一点体会：走进大自然中去，脚踏实地进行观察和研究。1943年他在新疆考察的途中，写了一首《出塞》诗： 男儿须作万里行，四海为家安此身。 白马投荒苦何在，征途处处乐无垠。 的确，林超先生自跨入地理学大门之时，就十分认真地从事野外考察工作。云南高原 1930年5月，林超先生作为克勒脱纳教授的助教，协助他带领8名学生进行云南地理考察。他们从云南高原到横断山脉，对地质、地貌、植被、农业、民族等进行全面考察。由于当时的装备很差，从昆明到腾冲，除骑马外，大部分要步行，又时逢雨季，道路泥泞，历经了不少辛苦，终于完成了预定任务。特别是他首次登上海拔近4000米的点苍山龙泉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并进行了专门观察。考察后，由林超先生帮助克勒脱纳整理和出版了《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和《云南地质地貌》两份报告，首次发表后，颇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其中有关点苍山第四纪冰川的研究成果，曾在法国国际地理文献上作了报道。根据这次调查，后来维期曼把它定名为“大理冰期”，为学术界广泛使用。 抗战期间，林超先生主持了前中国地理研究所组织的1940年11月至1941年6月历时8个月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工作。这次考察的队伍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考察虽然全是步行，但工作却十分认真踏实，当时测绘的图件，至今仍不失其价值。考察后发表的成果有《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嘉陵江三峡煤业地理》等。其中“聚落分类之讨论”及有关该区域聚落的调查研究，在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已接近克瑞斯泰勒的“中心位置”理论。闻名遐迩的克氏理论，自创立后，直至1940年才传到美国，与林超先生研究此问题的时间相近，只是由于当时情况所限，在充分阐述地理事实后，未及进一步总结到理论的高度。 解放后，林超先生致力于山区的研究。他靠两腿或以毛驴、自行车代步，带领学生考察了整个北京山区。这对山区自然地理、土地类型和区划、阴阳坡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开发山区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林超先生的上述经历，正像他诗中所述，只有不畏艰险地从事实地研究，才能有“征途处处乐无垠”之感。这里的”乐”便是揭开大自然界奥秘之后的无比欢乐。 § 地理教育 林超长期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当他回顾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和人才成长的情况后，语重心长地提醒要注意历史的经验。 对林超影响极大的张相文 他告诉，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与张相文、竺可桢等先驱和奠基人密切相关，但就其发展过程来说，在大学设地理系培养大批地理专业人才是关键。1921年9月，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在南京高师基础上成立地理系，成为中国高校中最早的地理系。随后，北平师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于1927—1929年先后创建地理系或史地系。到了1930年以后，国内主要高校都陆续创办了地理系，是中国高校地理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当代许多著名的地理学家，大多是此期前后培养出来的。 中国高校地理教育的发展，与引进外国人才有较大关系。在创办地理系初期，因为国内人材缺乏，很多学校都延聘了外籍教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帮助中国培养人才，同时也传播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林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此外，自1933年后，陆续派出一些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地理，这也是促进中国地理科学和地理教育较快发展的重要方面。他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科学技术带回来，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对发展中国地理学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看来，引进和派出这两条经验，仍值得今后借鉴。 解放后，中国地理科学和地理教育有较大的进展。强调科研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将研究项目列入国家统一规划，指导思想和方向都比较明确。大学里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也较齐全和系统。大规模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第一手材料，结合国家基本建设发展应用地理学。这些都大大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林超也指出：解放后在学习苏联中一面倒，其他各国经验都不学习，全盘在短期内照搬苏联，没考虑中国特点。同时，解放前的经验也没有重视，割断科学的历史联系，缺乏继承性。十年动乱后期，科研单位的任务多变，高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多变。这些给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谈到地理教育，林超先生还十分强调中学地理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学的地理课学时越来越少，师资质量不高，大学和师院地理系毕业生不愿当中学老师。这样一来，中学生的地理知识很贫乏，对地理课不大感兴趣，高考报地理为第一志愿的很少。这对提高高校地理教育的质量和加速地理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很多人的地理知识十分不足，这与中学地理教育有一定关系，应引起注意。近年来，地理科普书籍和刊物增多了一些，电台、电视和报纸也加强了地理知识的普及工作，读者和听众也日益增多。今后，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地理知识是人们必需具有的基础知识之一。林超先生告诉，他近年来也尽量安排时间搞点科普工作和参加中学生的地理活动。希望广大地理工作者也适当搞一点，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的形势，一方面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林超先生认为，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综合与分析的关系。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是应用地理学的基础。两方面都要同时发展。过去一段时间，着重应用地理学，这是可以的，但也应加强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现代地理学既有分科越来越细的趋势，也有综合的趋势。由于自然界和社会都是综合的客观存在，解决问题也要有综合的观点。要注意各要素的联系、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强调空间系统，时间与过程的分析。还要注意各部门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纵横关系。只要面对现实大胆改革，不畏艰险努力攀登，中国地理学将会达到崭新的境界。 § 主要着作 《中国自然地理区划大纲》（与冯绳武、关伯仁合着），北大地理系，1954年。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界线问题》，《地理》，1962年3期。 “北京山区土地类型研究的初步总结”，《地理学报》，1980年，第55卷第3期。 “试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科学》，1981年，第一卷第二期。 “阴阳坡在山地地理研究中的意义”（与李昌文合着），《地理学报》，1985年，40卷1期。 《国外土地类型研究的发展》（中国土地类型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应用阶段的总结成果”（与蔡云龙合着），《地理学报》，1991年，第46卷第3期。[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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