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杨静仁 |
| 释义 | § 简介 杨静仁 杨静仁同志，回族，1918年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一个清贫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家庭，先后就读于兰州市孝友街第四小学和甘肃省立第一中学。他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在进步人士特别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7年秋，杨静仁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他利用伊斯兰教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在回民中开展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10月19日 7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 经历 1939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后，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中共甘肃工委决定他尽快撤离甘肃去延安。1941年3月，他到达延安，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并担任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941年7月，宁夏西海固地区230多名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投奔到陕甘宁边区，被改编为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同年8月，中央派杨静仁同志到回民骑兵团任党代表和团政委。他和中央派去的其他几名回族共产党员一道，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支部队锻炼成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45年到1949年，他历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他被调到北平，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具体分管民族代表的选拔和推荐工作。他作为政协少数民族单位十人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随后，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筹建中央民委组织机构的工作。 建国后 杨静仁同志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和参与民族政策的调查研究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开创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路作出了贡献。他参加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正确阐明了过渡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任务和政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1954年，他赴西康藏区和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深入调查，撰写了《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正确分析了藏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解放几年来藏区民族工作的经验，并经李维汉同志批报中央。1958年，他到宁夏等地调查宗教问题，提出改革宗教制度的重要建议。他还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具体负责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并促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成立后，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团结各族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他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60年初，中央委派杨静仁同志带领工作队到西藏协助西藏工委进行工作。他通过细致的工作，帮助检查和纠正了存在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西藏还不具备合作化的条件，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必要让刚从三大领主所有制转变而来的农奴个人所有制和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适当利用其积极性发展经济，中央决定最近几年不试办合作社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报告，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件。 1960年9月，杨静仁同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先后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他团结自治区党委一班人，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调整各方面的政策，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的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他还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落实政策，促进了宁夏的团结和稳定。 文化大革命 杨静仁 “文化大革命”中，杨静仁同志受到严重迫害。1975年，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过问，杨静仁同志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工作，并任自治区第三届政协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静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连续当选为党的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他被任命为主任、党组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民族、统战工作中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80年9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民族和政法工作。他为把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大量繁重的、开拓性的工作。他筹备召开了中央边防工作会议，全面恢复和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会议上，他提出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在他主持下，国家民委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语言文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最快、民族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1982年，杨静仁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3年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负责主持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开拓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领域、新形式、新路子，充实和发展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内容。同时，他提出把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相结合，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使我国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1986年1月，杨静仁同志主动从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连续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杨静仁同志的一生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勤勤恳恳，苦干实干，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努力运用于实际。他出身回族，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也热爱整个中华民族，坚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杨静仁同志病重住院后，仍然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念念不忘人民，时刻关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国家政通人和、民族团结、经济快速发展，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们沉痛悼念杨静仁同志，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1] § 危难之际不辱使命，身居高位心系民众 杨静仁同志在病床上仍关心着民族地区的发展。 1980年，杨静仁刚到国务院工作时，外电纷纷作了报道。有位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称他为“传奇人物”。 如今，这位“传奇人物”刚刚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荣也罢，辱也罢，兴也罢，衰也罢，都已化为烟云，化为故事，他的话语仍在耳旁回响：“我不是什么传奇人物，我当初只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静仁是甘肃兰州人，出生在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回族家庭。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高中毕业后的他很可能依照家庭的意愿做个阿訇。然而，抗日的烽火使这位青年热血沸腾，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41年奔赴延安。从此，一路坎坷，一路传奇…… 1941年6月，宁夏海（原）固（原）回民第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团长马思义率领余部230多人冲出国民党军队的重围，投奔陕甘宁边区，被整编为骑兵团。这些回民士兵当初是抱着八路军帮他们打国民党的愿望进入边区的。然而，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八路军不能出去打国民党。再加上他们思念家乡和亲人，边区生活又很困难，许多人思想波动大，总想离开边区。如何稳定这一批人，使他们转化为抗日力量，在当时便成为边区政府的一个大难题。最后，中共中央西北局选中了杨静仁，派他到回民骑兵团担任政治教官。那年，他刚24岁。 他走马上任后，整天和回民骑兵团的官兵们在一起，一面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苦口婆心地教育和劝解他们，一面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习文化，使他们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后来，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同志接见马思义，每次都由杨静仁陪同。 在杨静仁等人的努力下，这支由回民游勇组成的部队，被改造成了一支骁勇善战的人民军队。1947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时，杨静仁率领这支回民部队参加了冷腰子阻击战，掩护中央机关从延安撤退。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1951年春，著名的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和谈代表团来到了北京。由于和国民党政权的长期隔膜，西藏方面对中央人民政府也有一时难以消除的误解，因此，做好西藏代表的接待工作，对于消除误解，建立信任感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党和政府指定刚30岁出头的杨静仁负责接待工作。和谈期间，他和西藏代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为和谈成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和谈成功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庆祝宴席上，又是杨静仁领着西藏代表把盏来到毛泽东主席面前…… 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西藏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解决好西藏的问题至关重要。 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四川饭店请杨静仁夫妇吃饭。席间，周总理举杯对他说：“静仁同志，又要辛苦你一趟了。”于是，杨静仁直飞拉萨，在西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危难之际不辱使命，这就是杨静仁。 § 拨乱反正 胆识过人 杨静仁自抗日救亡运动中从事回民工作起，曾历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主任等职。翻开共和国民族工作史，处处可见杨静仁的名字。 解放初期，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的残余。为了解决彝族地区的奴隶制残余问题，他曾冒着遭受土匪骚扰袭击的危险，或骑马，或步行，深入到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村村寨寨，使深受奴隶主压迫的娃子们得到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 为了消除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杨静仁大力提倡加强对各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状况的调查研究，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建立了中央民族干部管理学院、东北民族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经济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等机构，还恢复了中央、中南、西北、西南民族学院及广东、贵州、西藏、延边等地的地方院校。 说起广东民族学院，还有一段佳话。杨静仁筹备广东民族学院时，杨尚昆正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市长。广东民院的筹备万事俱备，只差地皮，而在寸土寸金的广州这是个大难题。于是，杨静仁找到了杨尚昆同志。杨尚昆欣然支持，批给了广东民院一块地皮。 他任国家民委主任期间，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正确的处理。与此同时，他积极推进和参与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注意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维护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他倡导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放宽经济政策，使少数民族休养生息，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几十年来，杨静仁走遍了全国除西双版纳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单是西藏他就去了 3次。最后一次去是1990年，62岁的杨静仁在西藏进行了近半年的调研工作，深入到西藏的各个地区，甚至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那曲地区也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撰写的调查报告，对西藏30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指导西藏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杨静仁曾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大家共同进步，我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解决好民族问题，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 落实政策心底无私 “文革”中的关押，使杨静仁失去10年大好时光，因此他非常痛恨冤假错案，更忌讳把人打错了再平反。他说：“打倒一个人不仅是他本人的问题，还会牵涉到他的父母妻儿及周围同志，给他们都会造成伤害。”他常说：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允许有一件冤假错案存在。 李维汉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问题上著名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为我国的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以往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维汉却被打倒。拨乱反正中，李维汉的平反还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杨静仁挺身而出：“李维汉同志有什么错误？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不给他平反，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在他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李维汉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 杨静仁在国务院和统战部工作期间，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下大力落实了对“右派”、原工商业者等的各项政策，在各级政府、人大、政协中扩大了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党外人士的安排，支持和帮助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拓为四化服务的各项咨询服务工作的新路子。他主张统战工作主要对内，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但也要对外，因而积极倡导和组织了黄埔同学会．为海峡两岸的对话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 出生于回族宗教家庭的杨静仁，至今还保持着回民的习惯。他非常重视宗教工作．并把它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他说：“唐朝时，佛教的中心在中国，可以利用佛教开展国际友好交往工作。日本佛教徒到湖南礼祖，我们把遗址遗迹修一下，花钱不多，影响很大，这是打开局面很重要的一条。要以小见大，不要因小失大。要想得宽一些，远一些：一个是伊斯兰教同阿拉伯的关系，一个是佛教六祖同日本的关系。” 他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办好宗教院校，有计划地培养爱国的宗教职业人员；落实宗教政策，支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到下面检查工作时，不管是清真寺还是喇嘛寺，他都要去拜访，那些老阿訇和老主持都熟悉他。 然而，为许多人落实过政策的杨静仁，却单单忘了给自己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没有给他发工资。他对妻子说：“只要我们整个党的政策对了，个人问题就不计较了。” § 三份辞呈一颗赤心 杨静仁是位很慈爱的老者，尤其喜欢孩子，但他家里的人，包括妻子都有些“怕”他。妻子吕琳对记者说，我和孩子们做什么事都会想，这符不符合他的原则。 杨静仁的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根据父亲的意思到西藏工作。他干得很出色，组织上想提拔他当处长。但杨静仁对原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伍精华说：“不要提他。”他认为别人当处长是靠本事，而自己的儿子当处长是因为他的关系。因此，尽管他的４个孩子都是中共党员，大学生，而且工作出色，但无一人当领导干部。 杨静仁历任民委主任、副总理、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但他始终坐着一辆老“红旗”车。经常有人劝他换一辆新型的进口轿车，但他说：“周总理戴国产表、坐国产车，对发展民族工业有好处，值得我们学习。再说，坐咱们的红旗车，空间大，我这块头也大，坐得舒坦，坐得有信心。”直到这辆老“红旗”坏了，他才换车。 他刚复出，重新组建国家民委时，每天都走着或坐公共汽车上班。家没安下来，家属吃饭成了问题。民族宫的工作人员建议他们在民族宫承办的会议上搭伙，但他连这并不特殊的待遇也不愿沾边，而是经常带着家人在西单附近的小饭馆对付一日三餐。 1986年赴香港参加王宽诚同志追悼会，组织上说此次赴港不做他事。于是他在港三四天，谢绝了游玩和宴请，连著名的海洋公园也没去。 有一次去一家工艺品厂参观，随行工作人员在厂外门市部买了几块图章石料，他知道后立即让他退回去。旁人劝解说：“这是老百姓都可随便买的”，他却反问道：“为什么专门在我参观时买？不就想让人家便宜你点吗？” 党和政府提倡老同志退居二线，让年轻人上来时，他二话没说，就给民委、统战部、政协三个部门递上辞职报告，同时，他马上就搬到家里办公了。 杨静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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