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榜罗镇会议 |
| 释义 | § 会议简介 1935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原榜罗小学校长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的到陕去的行动计划，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榜罗镇会议是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继遵义会议以来的第二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因而彪炳史册，功垂千秋。 § 会议背景 会议旧址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9日占领甘肃哈达铺。党中央在哈达铺利用3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休息整编，使红军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体力逐渐恢复，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约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红军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 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红军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 9月28日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支队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提出：“1．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2．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3．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4．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5．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等具体要求。 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抵达通渭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 § 会议内容 榜罗镇会议 1937年9月27日，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五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研究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国内外形势，以及陕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决定改变俄界会议上制定的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28日清晨，在蒙蒙细雨中，党中央在榜罗小学旁边的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讲了话。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七千余人，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翻越六盘山，冲破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敌人在固原和平凉间的封锁线，从甘肃进人陕北，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大转移。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会议，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始了以陕北为革命大本营，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新时期。 会议重申了我党北上抗日的总方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壮举，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到最终立足陕北，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了的既定方针和最终目的。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即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长征路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的严重错误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活中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榜罗镇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严重性，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及时作出了到陕北去的决策，发出了“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的伟大号召，从而使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得以最终实现。 会议确定了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选择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榜罗镇会议最终决定到陕北落脚之前，红军的战略目的地曾经过七次大的抉择和变更。特别是党中央同张国焘分道扬镳，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到了决策者的面前：张国焘南下是逃跑，我们北上是为了抗日，那么到哪里去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呢?陕北红军的消息，使苦苦探索长征去向的中央领导人眼前豁然开朗。榜罗镇会议在俄界会议所确立的向甘东北和陕北前进方针的基础上，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另一方面，红军在长征途中被敌分割，独立作战。为了统一思想，达到党和红军的团结与巩固，形成对日作战的力量，红军不能不寻找适合的集结地点，汇合兵力，以求发展。因此，把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长征走向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红军指战员当时的迫切愿望，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榜罗镇会议把陕北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正是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亡之秋。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从此又转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 历史意义 旧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是党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我党历史上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党的建设、红军的发展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如果没有榜罗镇会议的正确决策，就很难有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没有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的兴起，更不会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那个时候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怎么能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呢?怎么能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一句话，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陕甘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因而，榜罗镇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伟大意义。 在榜罗镇干部会议后，举行了全军文艺联欢会，毛泽东同志向红军指战员第一次朗诵了他到甘肃后才写的气势磅礴的《长征》诗。1936年9月至10月，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通渭，由于分散行军，长征红军先后经过全县二十三个乡镇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村庄。 § 会议考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个良好落脚点和出发点，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有关榜罗镇会议的记述以往所见极少。一九八一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简称《年表》)中提到了这次会议，给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但是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年表》中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表述似不准确，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班罗镇”会议不可能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召开。 《年表》中说：“一九三五年十月，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红军又翻过六盘山……。”按《年表》的说法，中央政治局“班罗镇”会议召开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俄界会议和一、三军团改组之后，翻越六盘山之前这段时间。这是不准确的。 首先，俄界会议并不是在十月召开的。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时间可以看出，俄界会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召开的。参加俄界会议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说：“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聂荣臻回忆录》上。）也引证了这一点。 俄界会议后红军挺进甘肃、突破天险腊子口。突破腊子口的时间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记载。“九月十七日，突破腊子口封锁线。”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同志也说道：“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回忆录》上。） 党中央关于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的决定是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具体贯彻执行的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二日。聂荣臻同志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说……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聂荣臻回忆录》上。）杨成武同志在回忆毛泽东同志当时讲话时说：“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杨成武《忆长征》。）当时任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肖锋同志也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二日，晴，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组成了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来当政委。”（肖锋、《长征日记》。） 从以上可以看出，俄界会议，突破腊子口和改编陕甘支队的时间都在九月而不在十月，因而“班罗镇”会议召开的时间上限应该上溯到九月十二日。 再据有关资料得知，陕甘支队十月七日经过六盘山，如果按《年表》所说“班罗镇”会议在十月召开，那么只能在十月一日至六日间举行。可是无论从陕甘支队这几日的行程和当时的形势来看，都是不可能的。陕甘支队十月一日在通渭休整，二日经王家河到达四子川，三日经红寺到达红家大庄，四日到达高家集，五日经先圣庙到常家集，六日经黄父子铺到达张义铺。期间，无论途径和驻扎，党中央均未到过“班罗镇”一地。再从当时的形势看也是十分紧迫的，没有时间举行政治局会议。陕甘支队十月二日离开通渭后，沿途敌军不断袭扰，后尾敌王均部紧紧追击，我军甚至“与敌人相距十里对峙宿营”。（成仿吾《长征回忆录》。）在这种形势下，陕甘支队为摆脱敌人，兵分两路或者三路，每日以七、八十里甚至百余里的速度行军，途中极少停留。党中央是没有时间去召开“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样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会议的。 根据以上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班罗镇”会议，不可能如《年表》所说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举行。二、“班罗镇”会议系榜罗镇会议之误。 陕甘支队九月二十三日离开哈达铺之后，为突破敌渭水封锁线、“连续急行军”，“三天跑了二百多里”。（杨成武《忆长征》。）有的部队“一昼一夜又一个半天、共走了一百七十多里路，中间只吃了一顿饭”，（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于九月二十五日晚到达了渭河边的鸳鸯镇，二十六日一早渡过了渭河，进入甘肃通渭县境内。陕甘支队二十六日至三十日都在渭水以北通渭县城以南的地区活动。我们查阅了《通渭县新志》、《续修通渭县志》和《甘肃各县与地区分图》等历史地方志和地图，其中虽然有不少以镇命名的地方，如“安远镇”、“义岗镇”，“榜罗镇”等等，但并无“班罗镇”。我们还查阅了近年来印刷的《甘肃省地图集》，在一比三十万分之一的分县地图上，也没有“班罗镇”一地。可见“班罗镇”一地在通渭县境内是不存在的。 这次会议是在何处召开的呢?根据资料记载，陕甘支队渡过渭河后北上，不久到达了通渭县榜罗镇，并在这里休整。据一八九三年编纂的《通渭县新志》记载，“榜罗镇距城百里”。一九○七年编纂的《续修通渭县志》也称“西南隅一百里榜罗镇”“与巩郡相距六十里人繁庶地颇完善”，“榜罗镇官立初等小学堂一所。”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榜罗镇地名形成久远，该地“人繁庶地”，有“官立初等小学堂”，无疑是当时县城西南一带的重镇。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记载，“党中央到达榜罗镇时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阅后，觉得关于日本在我国北方侵略的许多材料，急待分析和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议。”“据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军事领袖开的会议上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这段材料，清楚地说明了党中央到达榜罗镇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同时也说明了会议召开的原因和主要内容。 榜罗镇会议，是否就是《年表》所指的“班罗镇”会议?笔者认为这二者所指的正是同一个会议。从地域和时间讲、榜罗镇会议和《年表》中的“班罗镇”会议都是吻合的。从会议内容上讲，榜罗镇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北方形势；”“班罗镇”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二者间文字似有不同，但一个指出了会议的议题，一个指出了会议作出的决定，从内容看是完全一致的。 榜罗镇会议和“班罗镇”会议是同一个会议，为什么会产生地名上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出入原因在于，《年表》中“班罗镇”的提法，是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王志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何时确定放在陕北》(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榜”与“班”发音近似，记录中出现差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榜罗镇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应当是九月二十七日。 陕甘支队何时到达榜罗镇是搞清榜罗镇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的关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记载，陕甘支队“九月二十六日通过渭水封锁线，”当天“红军到离开渭河三十余里的山上，就在一些零星的村庄里布置宿营”；“次日清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即二十七日，继续向榜罗镇前进。另据《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记载，陕甘支队是“二十九日”离开榜罗镇向通渭县城前进。在离开榜罗镇之前，陕甘支队：“经过一天的休息和政治动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即二十八日在榜罗镇进行休整。那么毫无疑问，党中央是九月二十七日离开渭河边上的小村庄后，当天到达榜罗镇的。 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榜罗镇，二十九日拂晓离开这里向通渭前进。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最高军事领袖都开了会，并开了全军的军事干部会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国共产党及红军领袖毛泽东在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陕甘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从这次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与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精神是一致的。很显然，是党中央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而召开的。 全军军事政治干部会议(有些文中称为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是二十八日“清早五点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召开的，会议又是“昨晚的通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即二十七日晚上的通知。那么可以看出是党中央到达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发出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召开的时间，应当是九月二十七日。 [1] § 参考资料 [1] 中国广播网 http://www.cnr.cn/military/tebie/2006changz/huiyi/200608/t20060804_504264321.html [2] 上帝之眼 http://www.godeyes.cn/html/2008/04/07/earth_view_1612.html [3] 通渭县人民政府 http://www.tongwei.gov.cn/Show.asp?id=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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