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李正文 |
| 释义 | § 基本资料 图片 姓名：李正文 籍贯：山东潍县人 § 简历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肄业。先后任北平左联理论部部长和社联研究部部长。1935年至1940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大夏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常委书记、高教部政治教育司负责人、北京教授团主任、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撰有论文《党史课是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译有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教程》和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等。 § 人生履历 李正文（1908～2002） 山东潍县人。 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以教授身份先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夏大学等学校任教。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派李正文为军代表接管复旦大学，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 1952年1月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0月兼任副校长。 1954 年奉调北京，历任高教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北京教授讲学团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职。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1] § 革命生涯 李正文同志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从1941年7月被派往上海从事对日伪的军政情报工作开始，至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长达八年时间内，一直在敌占区和国统区上海的隐蔽战线上英勇战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他和复旦大学有着一段很深的渊源。李老在晚年和亲友们谈起复旦大学时，总是流露着眷恋和怀念的深切感情。 在解放战争期间，李正文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重要成员，负责党的文化、工商和统战工作，参与创办《新文化半月刊》、《经济周报》、《国讯》（后改为《展望》）等进步刊物，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他当时是以大夏大学经济学教授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 结缘复旦 1946年春，正文同志和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相识，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为知交。同年8月，以张志让、沈体兰为核心，发起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合会（简称“大教联”），开始有二十多人参加，很快发展到八十多人。其中有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庠、胡曲园、潘震亚、蔡仪、杨晦、陈旭麓、夏征农、张定夫、郑太朴、刘佛年、赵纪彬、陈仁炳、孙大雨、张孟闻、张明养、吴泽、方令儒、章靳以等著名教授。李正文在初期即参加了“大教联”，在张志让的推荐下，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复旦大学参加“大教联”的教授最多，先后将近有三十人。 李正文 “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每两周聚会一次，座谈和分析当前时局和国内外形势。对于某些重大事件，则用教授们联名发表宣言的方式，在《文汇报》、《大公报》等媒体上公布，表示反对或拥护。如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放弃独裁、实行民主；声讨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刺杀闻一多、李公朴；反对伪国大和片面制定宪法；抗议美军强奸我女大学生的暴行，强烈要求废除中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声援各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并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等等，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 特别是在1947年5月在上海、南京等各地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五二○血案”，复旦大学在张志让和“大教联”的领导下，全体老师举行了英勇的罢教抗议活动，激发了全国教育界的广大教师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这些活动成为中共中央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大教联”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除命令各校强制解聘已知的“大教联”的进步教授外，国民党特务还千方百计想搞到“大教联”的全部名单，以图一网打尽。名单是由负责组织工作的李正文和他的助手瞿康祖严密保存的，特务始终没有得逞。 当时上海各大学被解聘的教师达数十人之多，李正文也在被解聘之列，失掉了大夏大学这个掩护职业。而复旦大学教师们的罢教活动更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命令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解聘三十多名教授，并责成教育部监督执行，章益校长处境十分困难。 张志让在校内和上海教育界有很高威望，他和章益校长是故交，关系很好，章益和他商量如何为好。张坚决反对解聘任何一个教授，要求章益和教育部交涉，此事由他张志让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以撤销他的法学院院长职务来代替三十多位教授的解聘。经过多方争取和努力，终于达成协议，复旦除张志让被撤职外，没有解聘一个教授，此事在上海大学教授中传为美谈。 1948年秋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开展秘密的策反活动，李正文是策委会的委员，从此时起就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蒋介石在被近迫向台湾撤退前，除了将大陆的许多重要物资，包括金银财宝、珍贵文物等运去台湾外，还命令各大学迁往台湾，复旦大学据说是最早接到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的。陈立夫还亲自动员章益校长服从迁台的决定，章已准备从命，把这个消息告知了张志让，张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张说服章益，绝不能接受去台湾的命令，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张志让和章益作过多次交谈，反复劝说，章始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张志让和李正文当时几乎三天两头碰面研究对策，针对章益的实际思想，晓以利害，促使章逐渐解除了疑虑，决心顶住各种压力，终于把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完整地留在上海，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复旦新生了，李正文感到无限欣慰。章益自己也坚持不去台湾，参加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在这场和国民党争夺复旦大学的胜利斗争中，张志让和李正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章益校长也是有功的。复旦大学最后除一名教务长只身跑往台湾外，全体师生以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为解放后新复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4月上旬，李正文发现国民党特务正在到处搜捕他，党组织决定他立即撤离上海去北平。他安全到达北平几天后，又奉命随三野总部南下。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他随军进入解放了的南京，不久又到了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局所在地的丹阳，作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 上海解放后，他被华东局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负责上海各大学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军代表，进驻了复旦大学。当时张志让同志在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华东局任命他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志让同志被党中央留在北京，不久即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无法再回到上海复旦任职。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革大的校部在苏州，正文同志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组织上又把他调回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后又兼任副校长，一直到1954年秋天，他奉命离开复旦大学，到北京高教部任职。 据李老自己说，他在复旦期间，主要领导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等项运动和工作，和复旦广大师生员工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复旦大学具体工作的这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1952年，李正文同志在复旦领导了“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其中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之后又面临着院系调整这一艰巨的任务。当时复旦部分院系要调整出去，全国十多所院校的有关系科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要并进来。并进来的系科和专业任何重组设置，学校的教务长、图书馆长、各系正副系主任的任命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建立等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思想组织工作，而这一切正是在李正文同志领导下依靠党委一班人实现的。由此说明，没有正确的领导、配置的得当和前期思想改造的成效，那么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在没有发生大的波动的情况下很快使学校稳定下来并有序开展工作是不可能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李老一直是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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