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文言白话之争 |
| 释义 | § 起源 文言白话之争 “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学阵营同封建复古派文人之间的一场论争。 “五四”前后勃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文言旧体文学成为反对的直接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新青年》3卷5期）。当时，“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不仅成为脱离生活和口语的封建文学的工具，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同复辟帝制、祭天尊孔、复古读经等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 阶段 文言白话论争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胡适 第一阶段：论争的酝酿。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不久，自附于“桐城派”的复古文人林纾(林琴南)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进行反对。他只申明古文不当废除的主张，却说不出什么道理，“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1918年初，《新青年》发表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一文，第一次对“桐城派”古文给以较系统的批评。3月，《新青年》4卷 3期以“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标题，刊登了钱玄同、刘半农串演的“双簧信”。由钱玄同托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写信,集中了旧文人反对文学革命的见解,然后刘半农写《答王敬轩书》加以批驳。刘半农在信中对于“桐城派”、“文选派”的复古论调以及荒谬的古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揶揄，特别是对复古派文人林琴南驳得更为着力。反对复古派斗争的深入，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使得复古派文人再也耐不住沉默，便起而反抗挣扎了。 第二阶段：论争的高潮。1919年初，复古派文人陈拾遗等出版了维护封建国粹的《文艺丛报》，攻击白话文运动,说：“今则新体竟尚,吸欧糟而吹美粕，与国粹为大敌，贸然欲推翻之。”林纾在该刊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鼓吹白话必须以古文为根底,“无古文安有白话”的论调。这样就拉开了复古派文人向新文化运动进攻的序幕。同年2月,林纾发表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编者，骂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 3月，他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书》，愤愤于白话文运动“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接着又发表小说《妖梦》，影射攻击《新青年》同人。同时，“文选派”古文家刘师培等，创办《国故》月刊，鼓吹昌明“国粹”而重振“颓纲”，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北京上海等地报刊也刊登了《新青年》同人被逐出北京的谣言。新文学方面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为阵地，对于复古派掀起的反动逆流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蔡元培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纾的留声机》,鲁迅发表了《〈孔乙己〉篇末附记》、《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对遗老遗少的复古言论和卫道嘴脸，做了彻底的批驳与揭露。鲁迅说这些复古派文人想用“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他们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到了1919年8月,化名思孟的守旧文人发表《息邪》（一名《北京大学铸鼎录》）一文，以为《新青年》同人作传的形式，对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进行诬蔑和人身攻击，同样受到了鲁迅、钱玄同、胡适、孙伏园等人的有力驳斥。这场文言白话之争的胜利促进了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据“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陈独秀 第三阶段：论争的继续。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脱离了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独立，获得了更迅猛的发展。进步的文学社团和作家对复古的逆流继续进行斗争。这就使得复古派的进攻不得不改换了方式。1922年1月,留洋回国的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创办《学衡》杂志，先后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引述西洋文艺理论为护身符,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向新文学运动发起进攻。接着，1925年 7月，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北京复刊专登文言的《甲寅》杂志。章士钊先后在该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重弹提倡“尊孔读经”和根本否定白话文价值的陈词滥调，又掀起一股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复古主义逆流。“学衡”派和“甲寅”派的复古主张虽然比林纾等人带有更多的买办知识分子理论色彩和封建官僚倚恃权势的特征，但在文言文已被白话文所代替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毕竟是强弩之末了。进步思想界文学界人士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也就充满了奚落嘲讽的战斗色彩。鲁迅的《估“学衡”》、《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玄珠（沈雁冰）的《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成仿吾《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等，都是在批判“学衡”派“甲寅”派复古逆流斗争中写下的著名文字。鲁迅的文章深刻剖析了这些“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的国粹家和复古派们的没落和可怜。他们“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即使真的“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 § 落幕 其实，在1920及1930年代，关于写好白话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争论，发生过不只一次，而且争论双方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朱光潜十分欣赏周作人的文体试验，1926年撰《〈雨天的书〉》，给予大力表彰。文言白话之争 想做好白语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周作人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批评“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写在〈坟〉后面》）。 1934年，也就是朱光潜发表《〈雨天的书〉》并受到鲁迅严厉批评的八年后，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此语同样招来白话文提倡者的批评，鲁迅也对其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名人和名言》）。鲁迅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敏感，有文体学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反复古。 随着时光的流逝，文言白话之争变得越来越遥远，以至逐渐被学者和大众所遗忘。可仔细倾听，你依然能够发现不少隐约的回音。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梁启超、朱光潜的意见，而不是胡适或者鲁迅的声音。不见得认定白话文写得好者，文言文功夫必深；但中学语文教育之注重文言文，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文革十年，这一主流意见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一直到去年第五、六期的《粤海风》上，方才有中学是否需要教学文言的争辩。挑战者称，“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为三分之一”，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干脆放弃（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紧接着发表的两则商榷文章，呼吁“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者（王晓华《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用心良苦，可语调过于悲愤；至于主张“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蒋寅《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则有点“对着干”的味道。 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波澜起伏。此类论争，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被迅速纳入已经定型的“宏大叙事”中。正因为此话题“关系重大”，人们往往更看好高瞻远瞩者，比如像胡适、鲁迅那样着眼于整个思想文化潮流。至于章太炎、梁启超、朱光潜之兼顾文字改革、中学教育或文体实验，则因其稍嫌专业化，而不怎么被社会大众理解，也不怎么受研究者欣赏。 如何调适中学语文课里的文言与白话，作为一种迫在眉睫的教育实践，其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相对来说，此类时尚话题，容易引起史家的注意；而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象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只要对前几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争辩略有了解，或者对目前散文写作之趋向于虚构有所反省，当能明白我为何关注梁启超的这两段话。 斗换星移，物是人非，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为今人前进的路标；但作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与文体家，梁启超的思考，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只是有一点必须提醒：讨论任公先生后期的文体意识与教育观念，必须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等，以及其在各大学的诸多讲演考虑在内，方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 参考资料 [1] 诗人 http://www.cnpoet.com/changshi/zongfenlei/118.htm [2] 中国百科网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338/2007/2007022579930.html [3] 中国知识网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SKX200312040.htm [4] 国际在线 http://gb2.chinabroadcast.cn/1015/2003-11-21/98@353546_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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