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托尔斯泰 |
| 释义 | § 生平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今属图拉省晓金区)。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去世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1841年8月30日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1830年8月7日托尔斯泰的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去世，1837年1月10日全家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迁往莫斯科。6月21日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去世。 1844年9月20日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文专业，1845年9月13日托尔斯泰转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俄罗斯殖民地）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因为成绩不好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结果这件事被果戈理讽刺后写在《死魂灵》中）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绅士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 作品时代及思想变化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作品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作品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作品 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 政论性论文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重要作品总结 《童年》、《少年》、《青年》 《一个地主的早晨》 《琉森》 《三死》 《家庭幸福》 《哥萨克》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黑暗的势力》 《教育的果实》 《魔鬼》 《克莱采奏鸣曲》 《哈泽·穆拉特》 《舞会之后》 《复活》 《穷人》 § 婚姻 托尔斯泰和妻子 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认为女人是弱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荒谬皆因女人。” 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索菲亚共为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1] § 名言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你没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过去的那个钟点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要有生活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 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没有智慧的头脑，就象没有蜡烛的灯笼。 纯粹的、完全的哀愁和纯粹的、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文明的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欲望。 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对教育带来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个完美的教师。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而是以他的深度来衡量的，成功者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做小事情，能够抓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 评价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 (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 托尔斯泰与中国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开始传入中国。据考证，托尔斯泰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1906年刊载在上海《万国公报》上的12个民间故事，后来结集为单行本，以《托氏宗教小说》为名由香港礼贤会出版，译者是德国牧师叶道胜和中国人麦梅生。 后来，托尔斯泰的作品不断被介绍过来。五四以后，中国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盛极一时。鲁迅、茅盾、瞿秋白、耿济之、张闻天、巴金、夏衍、胡愈之等优秀作家和学者都先后介绍过托尔斯泰。翻译家草婴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结集出版，更有力地推动了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儒道墨思想 托尔斯泰作为思想家，对东方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的儒道墨思想十分推崇，并尽力译介到俄国。 他和中国的著名学者辜鸿铭以及张庆桐先生有过通信联系，编选出版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撰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论文，在文章中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认同，以及他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动因，促使他对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表示过深厚的同情。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和镇压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时，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写出了有名的政论文章《不准杀害》，对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提出了严正的抗议。[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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