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文化圈 |
| 释义 | § 概述 文化圈 是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 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他在1911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一书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奥地利学者W.施密特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世界各地可以同属一个文化圈，一个文化圈可以包括许多部族和民族，是一个民族群。在一个文化丛相关的不同地带，只要有一部分文化元素是相符的，它们就同属一个文化圈，如东亚文化圈、北美文化圈等。文化圈是独立持久的,也可以向外迁移。一个文化圈之内的整个文化,包括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各个部分，如器物、经济、社会、宗教等。向外迁移的不仅是整体文化的个别部分，也可能是整个文化模式。 文化圈理论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接受。美国学者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都认为，这个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是很有价值的，人们可以从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那些民族中间，发现它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北美学者在研究民族学时多用文化区域概念，而文化区域在时间和空间上过于狭小，文化圈包括较大的空间和经历持久的时间，使用这个概念便于作更深入的研究。 § 文字符号文化圈 文化圈 从文字字形来看，今天世界分为五大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代表儒学文化和后来的佛教文化。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国，以及以华语作为民族语言之一的新加坡。 印度字母文化圈，代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包括印度、孟加拉、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老挝、柬埔寨等。 阿拉伯字母文化圈，代表伊斯兰教文化。包括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以及信伊斯兰教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伊朗、巴基斯坦等）。 斯拉夫字母文化圈，代表东正教文化。包括俄罗斯、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一半）、外蒙古等。 拉丁字母文化圈，代表天主教（以及新教各派）文化。后来突出科技文化，包括英美等世界多数国家。[1] § 世界三大宗教文化圈 佛教文化圈 佛教文化圈 最先兴起，它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又是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地方。佛教产生于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它以反对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而登上历史舞台，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在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剧烈斗争中，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婆罗门“正统六宗”和众多的反婆罗门“沙门思潮”；佛教就孕育在这种哲学昌明的环境里。佛教哲学偏重于社会人生，它以“苦”为出发点，要求人民面对惨淡的现实，把生、老、病、死以及爱、憎、别离、贪欲都看成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进而探求“苦”的根源，反复论证事物的因缘关系，从而劝告人们行“八正道”而进入不生不灭、无忧无虑的“涅”境界。佛教文化圈的根源在印度，但它的扩散却影响整个亚洲。八世纪后印度佛教衰落，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汉文化结合产生了汉传佛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科技乃至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汉传佛教又把中国文化带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地方。密宗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对西藏社会和文化有极深的影响，并扩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及蒙古、中亚、不丹、尼泊尔和锡金。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文化结合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把印度文化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同时，中国的“西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也曾是佛教盛行一时的地区。[2] 基督教文化圈 基督教文化圈 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形成于罗马帝国，四世纪被罗马帝国认定为国教，从此奠定了它在欧洲传播的基础。基督教渊源于犹太教，但一开始就与犹太教分道扬镳，打破了犹太民族“特殊宠论”的狭隘观念，宣布凡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而可以得救，对一切苦难的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基督教有三个重要观念被继承下来，其一是“至高一神”的信仰，其二是“救世主”的观念，其三是信仰“先知”及其“启示”，所以一开始便是“绝对一神的宗教”。犹太教的经典也被继承下来，成为《圣经》的《旧约》部分，“安息日”演变为“礼拜日”，“愈越节”演变为“复活节”，教会组织形式和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都沿袭下来。 基督教产生于东方，它通过犹太民族的历史传统，吸收了巴比伦、埃及、波斯文化，又在“希腊化”的背景下充分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东西文化兼容的台阶上，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古巴比伦《创世史诗》与《吉加美士史诗》中，有关创世和洪水的传说，后来成了《圣经》中的“创世纪”、“伊甸园”、“洪水记”之类。古埃及的许多传说，如奥西里斯死而复活以及死后审判、阴间冥府的描写，都被纳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波斯的善恶二元论、末世观念及天使、魔鬼，对基督教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是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和数字神秘主义，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善德的学说，还有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回忆说“灵魂不灭论”及“世界等级模式”。古罗马的文化也为基督教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直接对基督教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作用，新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也为基督教所采纳。将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的是犹太哲学家斐洛，集其大成者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奥古斯丁。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东、西罗马分裂后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派(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派(东正教)，对整个欧洲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异端如景教还一度传入西亚及中国。宗教改革后出现基督新派，影响波及欧美及世界其他地方。[3] 伊斯兰教文化圈 伊斯兰教文化圈 兴起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是宣扬“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古兰经》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而《圣训》便是穆斯林思想言行的规范和行教的重要依据。伊斯兰认为今生短暂、后世永存，死亡只是连接今生和后世的桥梁，到了世界末日，一切都将毁灭，死者将被复活，在真主面前受审，或进天堂或入地狱，这便是“信后世”。“信前定”的思想，就是相信现实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信后世而重今生，十分重视实践，所以在行动上有严格要求，必须履行“念词作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封斋节欲、朝觐天房”的五功。伊斯兰教宣布“在真主面前平等”，既不放弃今生的努力又给人予未来的希望，因而易于为人接受。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它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原质特色，兼取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思想而形成，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理论，而且包括语言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文学、艺术等等，同时还包括以《古兰经》、《圣训》为准则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伊斯兰文化是在地中海孕育形成的，和基督教文化一样兼有“东西合璧”的特征。首先，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都是世界文化较早发展的地区，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把这些文化囊括起来并纳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同时推广阿拉伯文。八世纪至九世纪中叶是阿拉伯帝国最强盛的时期，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海上航运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昌盛，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智慧宫(包括研究院、图书馆和翻译馆)，在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学、史学、哲学、法律、地理等方面也有不少成绩，而且将希腊的、罗马的、波斯的、印度的古典著作大量翻译成阿拉伯文，使伊斯兰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也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沟通东、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学者纷纷来到西班牙，把大批阿拉伯文著作译成拉丁文，这对欧洲的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化艺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扩散到世界许多地方，自然把这种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传播开来，并且与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发生接触碰撞，在某些地区挤压了佛教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国的“西域”。[4] § 汉字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限于汉族，而且影响国内许多民族，并辐射到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圈的内涵极其丰富，它以汉字为重要标志，用汉字来表现各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等。汉字既是文化载体，同时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行于四邻的汉字。站在世界的高度看，汉字文化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这个文化圈产生于中国是必然的。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最古老，但是，新巴比伦王朝在公元前536年被波斯吞并后便销声匿迹，埃及虽然延续了三千年最终却沦为波斯治下的一个行省，印度在贵霜王朝极盛一时之后便渐渐衰落。曾经放射奇光异彩的古希腊在公元前338年竟被“马其顿方阵”踏平了，雄峙地中海大约6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也在公元395年分裂后一蹶不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相继没落，惟有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而不衰，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汉字文化圈可分为三个层次：汉族、汉字和汉文化的形成为“本圈”；由于它的主导作用而影响国内其他民族形成“内圈”；而它在国外的扩散则构成“外圈”。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人口超过10亿。她的形成与别的民族不同，融合了许多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渐成长壮大。考察汉民族的形成，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历史证明，她是民族融合的产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壮大。汉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血缘成分的人，包容国内外多种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她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靠文化，文化是她的基因，她的灵魂，是维系这一族群的纽带，并通过文化传播来扩大群体，因而民族的认同感来自共同的文化而不是血缘。在汉族和汉文化形成中，汉语和汉字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有了汉字，有利于知识的积累；有了汉字，文化可以世代传承，积淀目益深厚；有了汉字，汉文化方可得到充分发展，拓开许多领域；有了汉字，汉文化便可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因此，汉字是汉文化的核心，是汉文化远播的根源，是形成“汉字文化圈”的传媒工具。 汉族的优势之一就是人口多，分布广，与所有民族都有接触，就像是一种极强的粘合剂，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汉族的另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是以汉族地主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并在这个中心的强力作用下，把周边各民族先后纳入封建化轨道，形成一个多民族、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中国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构成的，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随着汉族人口的播迁，以人为载体把这种文化带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从而使汉文化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南方民族绝大多数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均为孤立语，且惯于具象思维，因而造字方法大同小异，文字多属方块字类型，如东巴文、哥巴文、水书、彝文。汉藏语系民族其语言与汉语有某种亲缘关系，且因与汉族长期交往，比较容易接受汉字。阿尔泰语系不是孤立语而是粘着语，不便直接借用汉字，于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由表意向表音方向转化，形成拼字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许多民族原先没有文字，明清以来，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到近代已有21个民族通用汉字。在清代，满文与汉文并用，至清末满人即多习汉字了。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自近代以来，由于与汉族交往渐多，而且学校、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都使用汉字，因而汉字也成为沟通各种民族文化的工具。从历史发展来看，以汉字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扩大范围，影响国内各民族。联结整个中国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意义十分重大。[5] § 游牧文化圈 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传媒手段是宗教，通过宗教进行文化传播。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基础，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徙、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般的激变，因而文化传播的手段始终离不开迁徙、贸易和战争。 “马背上的文化”，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一条滚滚的长河，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不畏艰险，取于开拓创新，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由于经济起伏、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过程中，因而文化积累远不如农业民族，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文化传统。其三，人口大幅度流动，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故同多于异，轻裘，宝马，骑射，歌舞，毡房，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其四，游牧民族四海为家，视野特别宽阔，能够接纳各种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时有改变或几种文化相兼。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因而战斗力极强，堪称“金戈铁马”。 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游牧文化圈”时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进入中国、西亚、南亚及欧洲，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是游牧民族，匈奴与秦汉的对峙，魏晋时“五胡”进入中原，进而造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隋唐时期周边存在许多游牧民族政权，接着是宋与辽、金、夏的纷争，元朝统一中国，清代是满洲人的天下。西亚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不断有游牧民族进入这一地区，如雅利安人、波斯人、塞种、阿拉伯人等。深入南亚的雅利安人对印度文化有过重要影响，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和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更是煊赫一世。在欧洲，匈奴西迁推动了“蛮族”大迁徙，颠覆了东、西罗马帝国，蒙古人西征更成为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游牧民族的马蹄声震撼欧亚大陆，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游牧民族是国际贸易的先驱，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开辟国际交通线，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和“草原丝绸之路”，就是游牧民族的壮举，通过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传到遥远的欧洲。中亚的粟特人，是往来于欧洲、西亚及中国之间的国际商旅，不但进行长途贩运，而且使粟特文成为一段时期较为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游牧民族介入其他各个文化圈，联系范围最为宽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波斯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使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多年的波希战争，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西域”的许多物产也传入中国，并从波斯传来了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帝国建都犍陀罗，促使希腊、罗马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产生了犍陀罗艺术，而佛教东传对中国又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是“世界之桥”，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使之成为东西亚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又发展了海上贸易，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范围空前扩大，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伊斯兰教也大量传入中国。元代，基督教的景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统称“也里可温”。不但如此，“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以后逐步形成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6]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