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拾金不昧 |
| 释义 | § 简介 拾金不昧 《现代汉语词典》对拾金不昧的解释是：捡到钱物不隐藏起来据为己有。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把别人丢失的东西归还主人似乎不需要理由。在没有法律或者法律尚不完备的年代，“拾金不昧”一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规范社会基本行为的。《易经》《尚书》中对此均有过清晰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大公无私奉献精神被广为颂扬，“拾金不昧”更是作为这类精神的代表被大力推广宣扬和身体力行。至今，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有一个失物招领处，“拾金不昧”也就成了反映一个人、一个单位和一个地方道德水平的一面镜子。像北京市设在西单的捡拾物品招领处，从1956年到如今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物品5000多万件，现金1000多万元。 即使在受到市场经济原则强大冲击的今天，“拾金不昧”作为一项曾经深入人心并取得广泛社会共识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03少年儿童发展蓝皮书，调查了1529名儿童，结果显示“拾金不昧”在他们自认为所具有86项的良好习惯中排到了第9位。 应该说，由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而不是法律义务来看待，当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来遵守。但在近些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究竟是用道德的温情来熏陶还是法律的戒尺来确立拾金不昧的意识，时常引起争议。[1] § 用法 连动式；作谓语、定语；含褒义 § 出处 拾金不昧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义丐》：“乃呼里长，为之谋宅于市廛，置货立业且表之以额曰‘拾金不昧’。”清·《歧路灯》第一百八回：“把家人名分扯倒，又表其拾金不昧。” 原文：秀才何岳，号畏斋。曾夜行拾得银贰百余两，不敢与家人言之，恐劝令留金也。次早携至拾银处，见一人寻至，问其银数与封识皆合，遂以还之。其人欲分数金为谢，畏斋曰：“拾金而人不知，皆我物也，何利此数金乎？”其人感谢而去。又尝教书于宦官家，宦官有事入京，寄一箱于畏斋，中有数百金，曰：“俟他日来取。”去数年，绝无音信，闻其侄以他事南来，非取箱也。因托以寄去。夫畏斋一穷秀才也，拾金而还，暂犹可勉；寄金数年，略不动心，此其过人也远矣 译文：秀才何岳，自号畏斋，曾经在夜晚走路时捡到200余两白银，但是不敢和家人说起这件事，担心家人劝他留下这笔钱。第二天早晨，他携带着银子来到他捡到钱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寻找，便上前问他，回答的数目与封存的标记都与他捡到的相符合。那人想从中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谢，何岳说：“捡到钱而没有人知道，就可以算都是我的东西了，（我连这些都不要），又怎么会贪图这些钱呢？”那人拜谢而走。他又曾经在做官的人家中教书，官吏有事要去京城，将一个箱子寄放在何岳那里，里面有金数百两，（官吏）说：“等到他日我回来再来取。”，去了许多年，没有一点音信，（后来）听说官吏的侄子为了他的事情南下，但并非取箱子。（何岳）得以托官吏的侄子把箱子带回官吏那儿。秀才何岳，只是一个穷书生而已，捡到钱归还，短时期内还可以勉励自己不起贪心；金钱寄放在他那数年却一点也不动心，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远过与常人。 § 相关评论 拾金不昧 1、拾金不昧需不需要补偿 对于失物复得，一般失主肯定对归还者表达谢意。如果主动要求取得补偿、索要报酬会不会变味，随着不断增多的失物归还索要补偿事件见诸报端，中国人几千年拾金不昧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复遭受着“拷问”。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就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传统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复旦大学高丽建副教授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遗失物付费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金钱量化，无疑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失落，也会让一些高尚行为庸俗化。 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等于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这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2、拾金不昧应该怎样补偿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其实，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 补偿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执行，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按总额的百分比来支付；有的支付费用的同时适当小额酬谢；有的按照悬赏广告的承诺来支付。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应大胆借鉴德、日等地民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者的补偿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拾金不昧者的补偿，物权法只是规定一个原则，而具体如何补偿主要还是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物权法草案最后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拾金不昧行为，还有待审议。人们期待通过后的法律给“拾金不昧”带来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更易于为遗失人和拾得人接受的全新内涵和理念。 § 对其看法 “拾金不昧”一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规范社会基本行为的。应该说，由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而不是法律义务来看待，当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来遵守。但在近些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究竟是用道德的温情来熏陶还是法律的戒尺来确立拾金不昧的意识，时常引起争议。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拾金而昧同样要受到处罚，而到了现代社会，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其实也早已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拾金不昧实际上是法律的起码要求，否则就意味着违法侵占。 调查结果也显示，当我们一厢情愿地期待单纯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时，拾金不昧现象如今并不尽如人意，人们对丢了东西能否找回来的期望值已经大大降低。拾金不昧是停留在道德层面还是纳入法律范畴去宣传教育、规范行为，已成为一个难题。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拾金不昧”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是属于传统道德底线，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防线。只有寻找道德和法律的契合点，让这种社会意识从孩提时代扎根，成为人们必备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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