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巴利语 |
| 释义 | § 简介 巴利语是记录南传佛教「三藏圣典」所用的语言。「南传佛教」是指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锡兰）、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南亚国家的 佛教。Pāli一词，本来并不指「语言」，而是指南传佛教的「圣典」（经律论三藏），是用来跟圣典的「注释」（Attha-kathā）相对的。这种语言 叫做「巴利语」，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此前，依上座部传统，它一直称为「摩揭陀语」（Magadhi），或「根本语」（Mūla-Bhāsā）。後来由于 南传佛教各国间常进行文化交流，不同语系的各国比丘间，自然而然以这种记录圣典的语言来沟通，于是就称它作「圣典（Pāli）语」，即「巴利语」。 § 历史 巴利语 (IAST: Pāḷi) 是一种古代印度俗语，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的一种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梵语十分相近，是锡兰等地之三藏及注释书所使用之宗教书面语言。巴利语可以用各种文字书写，比如波罗米文、天城文，以及由巴利圣典协会的英国语言学家理斯·戴维斯拉丁化的其他印度-雅利安语。 据锡兰上座部佛教的记载，现存的巴利语《大藏经》就是阿育王的儿子(一说是阿育王的弟弟)摩哂陀(巴利语：Mahinda，梵语：Mahindra)带到锡兰去的，而巴利语也就是摩揭陀语(Māgadhā nirutti, Māgadhikā bhāsā)，换一句话说，巴利语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语《大藏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统的经典。有部份学者，支持这个说法。另据季羨林考证，根据语言学的特征，巴利语应是属于古印度西部的方言，与流行于东部的摩揭陀语不同。 巴利语与梵语 尽管Pāli 语不能被认为是古典梵语或更早的吠陀梵语的直接后代，这些语言明显有非常密切关联，并且 Pāli 语和梵语的共同特征总是很容易被熟悉二者的印度人识别出来。实际上，大部分的 Pāli 语和梵语的词干都是在形式上同一的，只在词尾变化的细节上有所区别。 这种联系是如此充分的众所周知，以至于来自梵语的技术术语可以通过一组常规的音韵变换轻易的转换成 Pāli 语。这种变换模拟出了曾在原-Pāli 语中发生的音韵发展的子集。由于这些变换的流行，不总能得知给定的 Pāli 词是古俗语词汇的一部分，还是从梵语借来的变换后的词。梵语词有规律的对应于 Pāli 词的存在性不总是 Pāli 词源的可靠证据，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反向构词可以从俗语词创造出假造的梵语词。 § 语音 巴利语: paa.li-bhaasaa。为南方佛教圣典及其注疏之用语。属印欧语系，系印度中期亚利安语中，初期地方语（梵 Praakrit）之一。巴利，为 paali 或 paa.li, pa.li 之音译，又作巴梨、波利，意为线、规范，转用为圣典之意。巴利文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中，相对于注释（巴 a.t.thakathaa） ，称根本圣典为 Paali。近代始将锡兰等地之三藏及注释书所使用之语言，称为 巴利语。字母总数凡四十（一说三十九），元音有八（a, aa, i, ii, u, uu, e, o）， 父音三十二（k, kh, g, gh, 'n, c, ch, j, jh, ~n, .t, .th, .d, .dh, .n, t, th, d, dh, n, p, ph, b, bh, m, y, r, l, v, s, h, .l，一说三十一），另有一空点 （.m）。其音声与文法较梵语为简，书体亦不定，系以南方各国之书体书写；由于有巴利三藏，遂使原始佛教圣典得以流传。 § 形成 巴利语之主要部分约成于纪元前三世纪顷。其发生地有摩揭陀（梵 Magadha） 与邬阇衍那（梵 Ujjayanaa）等说，众说纷纭，或系佛教教团在释尊入灭前后，向西逐渐传播时所用之圣典语言。德国学者盖格尔（W. Geiger）主张巴利语之发展阶段有四，即诸经中偈颂之语言、经典中散文之语言、藏外典籍之新散文之语言、新诗之语言等。公元一八三三年，梧庞（E. Upham）等英译以锡兰土语书写之大统史（巴 Mahaava.msa），并刊行其著作「锡兰神圣的及历史的作品」（ The sacred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Ceylon），开巴利语研究之风气。一八五五年，豪斯贝尔（V. Fausb隶ll）校订出版法句经（巴 Dhammapada），为巴利圣典刊行之先驱。其后，欧洲、锡兰、日本等国学者，从事原典校订及翻译工作者亦多。文法书有库罗（B. Clough）之巴利文法摘要（Compendious Pali Grammar, 1824）、穆勒（ Fr. M..uller）之促进肯特洲之巴利语（Beitri⑤ge zur Kentnis der Paali-Sprache, 1867～1868）、立花俊道之巴利语文典、水野弘元之巴利语文法、长井真琴之 独习巴利语文法等。字典有基鲁达司（R.C. Childers）之巴利语字典（ Dictionary of the Paali Language, 1875）、大卫斯（Rhys Davids）及史代德（ W. Stede）之巴利英文辞典（Paali-English Dictionary,1921～1925）、 水野弘元之巴利语辞典等。 § 发展 巴利语从发生到现在两千多年间，事实上也历经了几个发展变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圣典「古偈颂」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三世纪止。这些偈颂保留了许多与吠陀语共通的语形，由于音韵或省略的关系，许多地方艰涩难懂。第二阶段是，圣典「散文」中的巴利语，约至纪元前一百年为止。此阶段内容合于文法，文章舒畅自然，优美而深刻，可谓极其难得的珍品！第三阶段包括圣典的注释书、教理纲要书、史书等，以五、六世纪为中心，前後数百年间。此阶段文章也相当简练、畅达。第四阶段为後世各种文献的巴利语，约从十世纪到现在。此一阶段的巴利语以锡兰为中心，而后发展于缅甸、泰国等地。由于时代、地域与早期巴利语已有隔阂，再加上梵文化的影响，文章显得造作彆扭，极不自然。 另外，巴利语从十二、三世纪起，也一直是南方各国僧侣间沟通佛法的「交谈用语」。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新造了许多现代生活中的语汇，如akasa- yana（飞机）、ayo-yana（火车）等。总之，巴利语正如许多语言一样，一直不断在使用，也一直不断在变迁发展中。这不正是佛法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吗？ § 位置 从语言系统来看，巴利语是属于印欧语系，印伊（印度伊朗）语族，中期印度亚利安语的一种方言。印度亚利安语由时间可区分为：古代（如吠陀语、古典梵语）、中 期（纪元前六世纪~纪元後十一世纪顷）、与现代（十一世纪後）三期。其中巴利语所属的「中期印度亚利安语」总称Prakrit语。Prakrit语的意义，根据最通常的主张，是与Sanskrit（古典梵语）相对的语言。亦即古典梵语是根据「巴你尼（Panini）文法」人为规定完成的人工语、雅语、标 准语，而巴利语则是没有人为成份的自然语、俗语、民众语。二者同样渊源于古代印度的吠陀语及其他日常用语，因此有着非常亲近的近亲关系。 § 起源 巴利语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它的语音系统与现存印度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关于它的起源，从十九世纪起，东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二说： 一、摩揭陀语说： 依照上座部的传统，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用以说法的古摩揭陀语。因为世尊一生游行布教的足迹，多半在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今印度的比哈尔省Bihar）一带，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东部人。因此他所用的语言，极可能就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 再则，佛般涅盘後不久（B.C. 486），大迦叶尊者召开的经典编辑会议「第一结集」，便是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Rājagaha）郊举行的。佛灭一百一十年顷（B.C. 370）「第二结集」的所在地毘舍离（Vesali），也在摩揭陀国北部不远。阿育王时代（Asoka, B.C. 269--231）举行的「第三结集」，地点在首都华氏城（Patali-putta,即今印度比哈尔省首都巴特那(Patna），还是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北部附近，当时通行的行政语言便是摩揭陀语（或半摩揭陀语）。 第三结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那就是阿育王采纳了当时会议召集人帝沙目犍连子长老（Tissa Moggaliputta）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弘法使节团，四出宣扬佛教。其中，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长老（Mahinda）等一行七人，前往楞迦岛（Lanka,即锡兰）弘法，同时还携去了这次结集的三藏圣典。因此，上座部相信，传持圣典的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也就是佛陀说法以及历来结集三藏的用语，而巴利语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脉相承的正统经典。 二、西部印度语说： 由于巴利语与摩揭陀语，在语言本身的特质上，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异。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巴利语应是源于「西部印度语」。其主要理由是：印度地方现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属于西部群的基尔纳尔（Girnar）刻文，最接近巴利语。巴利佛教所属的上座部，其根据地即是西部印度优禅尼 （Ujjeni）为主的地方，且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刻文也与巴利语相近。并且，把上座部佛教传入锡兰的摩哂陀长老，据说生于优禅尼，并在这里出家。这样，认为他以西部印度语为母语，将上座部经典传入锡兰，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论。 § 写定与流传 佛陀时代并没有书写的经典，教法是靠师弟间口传心受的办法保存流传的。这种口诵传承的方式，是古代印度社会普遍的习惯，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奥义书》 便是如此。那麼，这口耳相传的巴利圣典，直到什麼时候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呢？确实的时间，目前并不清楚。但是，一般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长老到锡兰弘法的时候，同时带去了第三次结集的三藏。这样，很可能当时就有文字记录的典籍。而书写经典的文字，可能就是阿育王时代通行的「婆罗米文」或「驴唇体」字母。而在锡兰也发现到纪元前二世纪左右「古僧伽罗字母」的山洞石刻，字母形体与驴唇体颇为相近。这样，巴利三藏写定的年代，也许可以算做纪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後，即第三结集之後，地点在印度本土。 另一个说法是，巴利三藏写定的工作，是在锡兰岛婆吒伽摩尼王（Vatta-gamani, B.C.43--17）时代的第四次结集才完成的。这次结集以勒弃多长老（Rakkhita Thera）为首，召集大寺派（Mahāvihāra）长老五百人，于纪元前二六年前後，在锡兰中部玛达雷（Matale）的灰寺（Alu- vih āra）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并决定把经典用「僧伽罗字母」（锡兰文）音译，写在贝叶上保存。 这次（第四）结集，为什麼决定把三藏写定下来呢？据说，当时锡兰岛上的佛教有「大寺」（Mahāvihāra）及「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 āra）二派，保守而严持戒律的大寺派，与前进开放的无畏山寺派意见不和，纷争迭起。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异端无畏山寺派歪曲教法，因此才决意书写，以永存正法。 从三藏的流传来看，这次结集包含两项重要事件：一、它是「整部三藏文字化」的开始。（之前，第三结集记录的经典，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其馀内容依然以口诵流传）二、这种文字记录是以当地字母（锡兰文）「音译」的方式来保存的。从此以后，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字母音译保存巴利圣典，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所以后来缅甸（用缅文）、泰国（用泰文）、高棉（用柬埔寨文）、印度（用天城体），还有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用傣文），乃至近代国际通行的「罗马拼音」，都是沿用这个办法。 § 巴利三藏 在所有现存的印度语佛经中，巴利三藏是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而内容也最完整的一套。以下略举其要：一、律藏：包括「经分别」（Sutta-vibhanga）、「犍度」（Khandhaka）、「附随」（Parivara）三部分。二、经藏：包括五部（尼柯耶，Nikāya）：(1)长部（Digha- nikāya），相当于北传《长阿含》。(2)中部（Majjhima-nikāya ），相当于北传《中阿含》。(3)相应部（Samyutta-nikāya ），相当于北传《杂阿含》。(4)增支部（Anguttara-nikāya ），相当于北传《增一阿含》。(5)小部（Khuddaka- nikāya），包括《法句经》（Dhammapada）、《本生经》（Jataka）、《无碍解道经》（Patisambhida-magga）等共十五部经典。三、论藏：有《法集论》（Dhamma-sangani）等七部。 此外，还有藏外典籍， 包括觉音（Buddhaghosa）、觉授（Buddhadatta）等人的三藏注释（Attha-kathā），及後世对注释的解疏（Tika），还有教理纲要书如《摄阿毘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ngaha），史书如《岛史》（Dipa-vamsa）、《大史》（Maha- vamsa），以及其他著名的典籍如《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bha）、《清净道论》（Visuddhi- magga）等。 巴利三藏除贝叶版、纸张版外，目前还有二套含「全文检索」功能的（罗马化字体）电脑「光碟版」。一是泰国Mahidol大学出版的暹逻版，另一套是泰国法身寺出版的「巴利圣典协会」（英国P.T.S.）版。另外，巴利藏除南传各国语译本外，还有英、日、德、汉及部份法、义等各国译本。其中台湾元亨寺出版的 《汉译南传大藏经》，总七十册，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册论藏的《发趣论》。这个译本是由日译版《南传大藏经》转译过来的。由于「日译」本身并非精本，又经第二手转译，可靠度略嫌不足（语意含糊及翻译错误的地方不少）。尽管如此，它的出版实有着重要的意义！终于弥补了这一页汉译史上的缺憾，让使用中文的学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藏》的大体内容。当然，如果因此方便，能够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乃至直接本于原典的译注，则其意义就更大了！在台湾这样虚华、急利的宗教生态下，能够投注如此庞大心力、资源，从事艰钜的「基础文化工程」（译经事业），这真令人欢喜赞叹！ § 佛陀对语言的态度 无论对教法的传播者或学习者来说，「语言」都是重要的。——它是成就「闻慧、思慧」的基本凭藉。那麼，佛陀对「语言」究竟抱持怎样的态度呢？关于这点，巴利语《律藏》「小品」（Culla-vagga,Vin.II.p139）有个著名的故事，大意是：「有二位比丘，是兄弟俩，出身婆罗门，音声优美，擅于言词。他们一起到世尊那儿，向世尊说：『尊师！现在的比丘，种种名、种种姓、种种种姓、种种家族，都来出家。他们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污损了佛陀的教言。尊师！请让我们用雅语（Chandaso指梵语、吠陀语）表达佛说吧！』佛世尊诃责他们说：『无知的人啊！怎麼可以这样说呢？这样并不能引导不信佛的人信佛……』接着又做了简短的开示，并向所有比丘说：『比丘们！不许用雅语表达佛说！违者得突吉罗（dukkata,即犯轻过）。比丘们！我应允你们，用自己的方言（Sakaya niruttiya）来学习佛所说的道理。』」 从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佛陀是个「讲求实际效益而反对权威迷信」的平民教育家。他不认为语言有高下贵贱之别，怎样能让学习者「容易闻思教法」才是最关键要紧的！毕竟，觉悟与解脱是来自对教法的「正确理解」与「精勤实践」，而无关乎「语言音声」的是否「尊贵优美」。因此，佛陀反对采用上层婆罗门阶级的雅语， 他说：「吾佛法中不与美言（Samskrta雅语、梵语）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大正藏24册822页 上栏）这便是佛陀平等、务实、开放的语言态度。 这个故事，也是极富启发性的：一则，在这种务实的态度下，随著佛法的辗转流布，经典自然以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翻译记录了下来。这些「翻译的典籍」（如汉译、 藏译等）保留了各时期各地区流行的教法内容，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它与对「印度语（如巴利语、梵语）记录的典籍」应当「平等重视」才是。其次， 若要实现世尊「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的悲愿，则教界应当严肃面对「如何培养训练各种语文翻译人才」的重要课题！再则，学习「经典语言」不过是增进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径之一。我们切勿「偏信」（迷信）它，以为：「懂得它才能（或就能）懂得佛法」。尤其，对大多数没有充裕时间研究语言的修学者而言，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心力投注在「自己熟悉的语言记录的经典、书籍」上，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闻思效益」。最後，如果我们学习这些语言的目的，是希求透过它（标准的语音），「持诵咒语」以得「感应」的话，那就去佛教诫太远了！ § 意义 巴利语与巴利圣典流传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它的存在，表达了佛弟子精诚为法的坚毅心行，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当然，它所传持的教法，既不必是－－如北传、 藏传所卑视的－－「小乘佛教」；也不必是－－如南传自己所尊仰的－－「嫡传、正统的佛教」。回归事实，他不过是全体佛教诸多传承中「谨守早期佛教朴实深刻教风」的一系罢了！然而，由于它是印度语，并且是较接近佛陀时代用语的一种，加上其教法内容「素朴纯净」的特色；因此，拿它来与其他传承、或後期发展、或又经翻译的经典对比，自然可以从「语言文献」乃至「教法内容」的比较研究中，相互发明，更加切当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义。毕竟，现代的佛法研究，不是宗派主义的，而该当积极吸收各部派传承中深刻精华的特质，并且勇于舍去不契正理的异方便，使佛法历久弥新、行健不息！这样，才是研究巴利语与巴利佛教的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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