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庄学本 |
| 释义 | § 简介 庄学本（1909-1984），中国现代影像人类学的杰出先行者，中国摄影史上一位被忽略的大师级人物。 他于1934至1942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在这期间，庄学本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他的照片让读者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一种优雅，美丽与尊严，无论贫与富，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1941年，庄学本举办了“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其中有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据庄学本在《筹办西康影展经过》一文记载，“总计影展材料的搜集占23县，费时3年。举行影展的都市3个(重庆，成都，雅安)，会场8处，陈列9次，展览37天，观众约20万(重庆10万，成都10万，雅安8千)”。在1941年2月到5月，重庆新民报、重庆大公报、成都中央日报、成都中国日报等十数家报刊杂志还报道了西康影展。 庄学本在1949年开始了明显的转变：他依然重点拍摄肖像照，还会利用在《民族画报》外出采访的机会，到各地开展考察，但“他不再是完全个人的拍摄，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开始做选题，他的照片变得很阳光，高歌猛进，意气风发”。 1965年4月8日，身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和他的妻子被以“开除公职，清洗回乡，自谋生计”的处分，被迫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浦东的老家，终止摄影生涯。 文革期间，庄学本将家中私有财产包括几千张照片悉数上交。其办摄影展的愿望也一直未遂。 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在文革中中已损失过半，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 即使到了1984年，他在上海浦东家中去世时，这位摄影师的悼词上，“著名摄影家”的字句也依然被要求删改。 直到20世纪末，这位被公众、也被摄影史淡忘的摄影师，却开始被附加上了“摄影大师”、“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的头衔。李媚、萧亮中、顾铮、李公明、邓启耀、杨小彦、冯原等活跃于知识界的学者，纷纷撰文纪念庄学本，摄影理论家李媚说，“庄学本完全有足够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由此，其作品开始广为人知，他在摄影史上的地位才得以重新确立。 § 作品 庄学本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和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到成都后，因为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后来，他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 庄学本在他的《羌戎考察记》里写到：“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而‘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坐标，并不是空喊口号，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只要凝视就会被感动——庄学本摄影作品 他的摄影考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那些“白地”（地图没有之地），他的目光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到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形态。 拍摄性质决定工作方法，他没有像现在一些以社会考察方式工作的摄影师一样走过一条从艺术创作到社会工作者的之路。摄影于他，自然，直接，朴素地就是一种记录。当他拍摄一个人的肖像时，他会同时拍摄正面，侧面，背面，显然，他是对一个民族从人种到服饰的记录。难得的是他的目光不仅有平民，还有统治阶级和贵族，不仅涉及当地的生活形态婚丧嫁娶，还涉及税收制度与教育。 他在《十年西行记》中这样写道：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即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依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有自诋同胞为野番正者，为大缪”。 正因为如此，他的图片与西方考察者的图片体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根本差异。在西方摄影者的眼中，这些边民几乎千篇一律的目光呆滞，表情木纳，衣服破烂不堪，实属“野番”。庄学本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看到了人的丰富，看到了一种优雅，美丽与尊严，无论贫与富。应该说，他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 评价 “庄学本的图片是其中最有艺术和人类学双重价值的；当我有幸看到庄学本的数千张照片时，最震撼我的是他拍摄的肖像。搜寻记忆，似乎还没有那一位中国当代摄影家的肖像作品像他的这些作品一样对我具有那么深刻的震动。我想即使就凭这些肖像作品，庄学本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大师级人物。那一张张面孔具有巨大的疑聚力，只要疑视就会被感动，哪怕目光只是匆匆而过，你都无法不驻足停留。我们被触动的是内心的柔软之处而不仅仅是眼球。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们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而独自存在的？” 摄影评论家李媚如是说。 § 年表 1909年出生于上海市郊浦东，父亲务农兼教私塾。 1924年15岁在上海寻源学塾读了二年旧制中学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6岁在上海几家公司当实习生。 1930年21岁为寻求真知，参加由五个知识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他们的口号是：“凭我两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由上海步行北上，一路进行社会考察，访问陶行知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后因直奉战起而被迫返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奴役我同胞，他在当时“失掉东北而开发西北”的思想标向影响下，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决心投身西部考察事业，立志把祖国腹地（当时称边地）各民族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人，以期开发西部。 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致祭专使行署。他带上当职员积蓄的旅费二、三百元，拟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上海《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随专使行署进藏考察，到成都后运专使不允而使入藏计划落空。于是选一个在历史上、地理上有意义的，被诬为“吃人野番”居住的果洛草原去考察，这在当地的地图上还是一块没有勘测过的“白地”。为了旅行的需要请南京的朋友在蒙藏委员会办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证件上用了“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经理县、马尔康北上，在阿坝偶然得到一次调停当地与甘肃地方军阀战争的机会，于是应墨桑土司之请与小土司拜为兄弟。继续北上进入川青两省交界的果洛草原进行考察，返程经阿坝、过大草地、松潘、叠溪、茂县而归。拍摄的上千张照片和旅行记，由《中央日报》、《申报》、《良友》画报连载，在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专著《羌戒考察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5-1937年被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受中央研究院委托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受中山文化教育馆委托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标本。随专使行署由南京到西安，经兰州、西宁、果洛到玉树。此行拍摄了九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举行的盛大法会，又利用旅途间歇考察了蒙、藏、土、撒拉等少数民族。旅行的见闻、以《西游记》、《青海旅行记》等为题连载于“良友”画报、上海“申报”。 1937年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又进犯上海，心里只想回家参加抗战，先后三次告假到11月8日才得到专使批准。于是过通天河水桥南下，经石桥在甘孜闻班禅圆寂，归心如箭，经炉霍、道孚、泰宁于12月底到康定，此时上海已沦陷，有家归不得。 1938年1月到成都想投笔从戎，报考航空机械学校未被录取。正在彷徨之际，西康建省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即受聘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参议，次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称顾问，从事民族考察。 1938年先到丹巴，考察大金川流域的嘉绒，越西田坝考察彝族。 1939年初在冕宁、西昌，又扮作邮差的伙计，进入时称“彝族奴隶社会中心”的昭觉城。又经盐源进入极富神秘色彩的“喇嘛王国木里”。南行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永宁泸沽湖。返程经九龙回康定时正是夏季。休息一个月后又携帐篷西行经理塘草原，到有“关外苏杭”之称的巴塘拍摄藏戏，又顺金沙江南行到得荣，再从白松折返，经义敦到巴塘，原计划沿金沙江北上德格考察，终因突发“甘孜事变”受阻。于是在巴塘过冬，春节看喇嘛寺跳神舞、晒大佛、送瘟神1940年冒着春雪回康定。这一时期考察了西康的藏、彝、普米、苗、傈傈、纳西等民族。所著《西康彝族调查报告》、良友画报《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等分别由西康省政府、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出版、发表。 1941年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举办《西康影展》，以真实的形象介绍了西康的山川、地理、民族、物产，揭示了被人称为“神秘的 西康”，吸引观众十万余人次，其中有的时国民党高官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有的是社会进步人士如郭沫若、黄培炎、许寿堂等，有的在意见簿上写了题词。 1942年藏族资本家组建的康藏贸易公司开通了印度往西藏的驮运业务，为实现去西藏考察的宿愿，应邀参加公司常驻印度加尔各答，采购西药、布皮等货物经西藏内运。但终因印度政府不肯签发护照，而不能实现去西藏的愿望。在印期间访问了新德里、孟买、大吉岭、噶伦堡等地，拍摄有一千多张照片，摄影集《西竺剪影》194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阔别十年的上海，整理《十年西行记》等图文作品1948年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积石山区影展》。《康藏民间故事》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 1949年11月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先后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二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出访，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摄影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 1950-1952年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 1952年参加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访问了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 1953年去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954年去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采访了蒙古、满、达翰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 1958年重访了四川羌族地区。 1962年参加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旧地重游，变化万千。解放后所采访的作品发表在《民族画报》和各种有关画集、报刊杂志上。 1965年以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工职”。 1975年“平反”时已中风偏瘫。 1979年抱病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 1980年《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4年因病上海浦东家中去世。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上万幅西部少数民族的影视作品，人文资料“十年浩劫”中已损失过半，仅存部分现保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宫，民族画报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处，期盼能不改作者初衷继续为国家服务。 200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摄影》第三期，用八篇文章，45个页面，78幅图片以《庄学本——一位被淡忘的摄影大师》为题编发了专题。同年《华夏文人地理》发表了《十年西行记》的部分章节。 2004年在康定举行的第四届康巴艺术节上，为庄学本、孙明经两位上世纪30年代的老摄影家举办了《康定老照片展览》。 2005年用400幅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上世纪30年代川甘青康滇人文风貌的《尘封的历史瞬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羌戎考察记》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国摄影家丛书—庄学本》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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