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布登勃洛克一家 |
| 释义 | § 序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１８７５—１９５５）早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衰落和瓦解，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必然趋势。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描写手法深微细致、丰富多姿，好像现实生活复现在我们眼前，却又比现实生活来得集中、来得完美。 § 托马斯·曼的生平 托马斯·曼是德国２０世纪重要的作家之一，出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过见习生；由于对创作发生兴趣，便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之后，在意大利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１９０１）。此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国王陛下》（１９０９），讽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封建残余势力来获得威望，还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以艺术与社会的矛盾为主题。 １９２４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名著《魔山》问世了。这部小说以一个疗养院为中心，描写欧洲许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其中有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社会的寄生虫。整个疗养院弥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象征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作品通过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揭示出颓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小说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最后以参加战争来摆脱无聊的、空虚的生活，说明作者看到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个时期，托马斯·曼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忧郁悲观的情绪在作品中经常有所流露。他显著的转变是在３０年代，一方面从政治上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势力采取了明确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谴责法西斯主义，并且预言法西斯统治的末日必将来临，如《玛利欧和魔术师》（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托马斯·曼被迫离开祖国，流亡到瑞士，１９３８年定居美国。 在流亡期间，托马斯·曼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有批判法西斯主义思想宣传的《绿蒂在魏玛》（１９３９），取材于希伯来传说的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１９４３），暴露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浮士德博士》（１９４７），讽刺资产阶级冒险家的《骗子费立克司·克鲁尔的自白》。最后一部小说没有完成，作者就去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作者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言行。这个期间，他离开了美国。苏联十月革命后，他赞扬列宁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 托马斯·曼在８０年的生命历程中，看到资本主义世界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宗法制社会市民阶级的消亡，投机企业家大发横财，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时代的理想，帝国主义的战争，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形形色色反动思潮的泛滥，社会习俗的堕落腐化……。托马斯·曼像编年史家一样，把资本主义社会各阶段的衰落腐朽现象记载在他的作品里。他经过了曲折痛苦的思想斗争，才摆脱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终于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政治，并且投身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 §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思想内容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已经点出了它的主要内容：“一个家庭的没落”。这个家庭便是德国北部商业城市吕贝克的名门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发生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这４０年间，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经历了４代，由开始的繁荣走向了没落，正好反映了德国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 比起英法两国来，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较迟而又较快。１９世纪初期，德国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治的分裂和专制制度的统治阻碍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谓“市民”，即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原是很薄弱的。虽然２０年代已经有了工业，待到３０年代建立了统一的贸易地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大规模发展。靠拿破仑战争年代供应粮食起家的老约翰·布登勃洛克，正是在这个时候发财的。他开设了一家大商号“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还拥有大量的农庄、粮栈、轮船和地产。他们不但经济实力雄厚，在社会地位上也是全城的“顶儿尖儿”。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资本的集中，引起竞争，这首先表现在商业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在这种“专谋利润”的竞争中，滥设骗局、疯狂投机已经成了风气。然而，布登勃洛克公司的当事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还遵守市民社会的“商业道德”，所谓“诚实”、“谨慎”、“温和”、“不图暴利”等等。这势必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择手段、专抓一本万利生意的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却渐渐成为布登勃洛克的劲敌。 小约翰继承家业后，由于斗争激烈、生意清淡，再加时局动荡，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经营商业感到非常吃力。然而，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却企图在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公司时，正是盛极而衰的当口。由于战争、投机等天灾人祸，托马斯连遭打击。他感到精力枯竭，丧失了对职业的信心。如果说，托马斯这样精明的商人都难于应付尔虞我诈的斗争，那么，他的儿子汉诺更是无法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布登勃洛克公司终于败落下来，祖父手里买进来的住宅转卖给“空间”不够的暴发户。托马斯一死，买卖清理，公司歇业。汉诺病死后，他母亲带着仅有的一点财产回了娘家。从此以后，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布登勃洛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了。 作者创作这部关于资产阶级家庭衰亡的“史诗”，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托马斯·曼的祖辈都是殷实的商贾，他父亲是粮食公司的最后一代股东，兼职参议。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充分利用了家里的旧卷宗、书信和家庭传说，小说中许多人物是以他家的亲友为模特儿的。他还将吕贝克故居的许多具体情景写进小说里去。小说发表后，这所故居便被人们称作“布登勃洛克之家”了。 托马斯·曼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家族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用许多篇幅去描写商界的斗争，但是，他能透过家庭生活的描写，揭露出这个社会的没落与腐朽。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产，三个女儿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计划的失算，浪荡子克利斯蒂安的挥霍，汉诺对家业的厌恶，以及蒂布修斯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遗产，女佣人强夺参议夫人的遗物……，这种种丑恶的没落迹象正是倾轧投机的商业风气和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内部的反映。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员并不理解其所以然。他们拚命挣扎，但还是逃避不了衰亡的命运。甚至到冰消瓦解的前夕，他们还不能解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颠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一个无法解喻的“噩梦”。 作者还通过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个家庭的衰落。这些心理描写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经济地位衰落在精神上的反映。一个社会集团，由于其经济利益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而趋于衰亡，它所代表的整个社会心理，包括它的理想、道德观念及其特有的情绪，也必然染上没落的色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还只是一面犹豫动摇，一面故作镇静，支撑着残局；可是等到平日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总爆发的时候，这个信奉“商业道德”、维护家族荣誉的最后的台柱便面临精神崩溃的危机，对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筹莫展。可以说，这根“台柱”的精神世界的瓦解过程，加深了作品主题的思想性。 作者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时，着重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这是他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布登勃洛克一家并不例外。表面看来，他们家庭生活中似乎不乏赏心乐事，父女妻儿之间不是有许多温情絮语吗？但是，本质上是经济利害关系主宰了一切。当他们家道衰落、相互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翻脸了，争吵了，甚至互相谩骂，你揭我的底，我出你的丑。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一次争吵吧，那是在参议夫人死后不久，兄妹三人正嚷着分配母亲的遗物。这一回，连一向懒散的克利斯蒂安也准时赶到，他这时“流露出来的热心却几乎达到贪婪的程度”。且听听他声嘶力竭的叫喊： “我呢？我呢？……你们不应该把我抛在脑后啊……” “我呢？……我也要分一部分食具！我能分到多少羹匙和叉子？我看我简直什么东西也没分到！” “我不要钱，我要被单和食具。” 这是克利斯蒂安。托马斯呢，他是这样冷静，这样胸有成竹： “你听着啊，我已经把一套茶具连同银托盘分给你了。至于那套节日用的镀金的食具只有我们家才用得着……” “亲爱的，你要这些东西作什么啊？你拿去一点用也没有……这些东西最好是留给有家的人用……” 当克利斯蒂安宣布他要结婚的时候，托马斯发作了。他不允许败家子将公司的财产外流。兄弟俩隔着桌子对骂，安冬妮在一旁哀求：“汤姆……克利斯蒂安……母亲还没有入殓呢！”当然，安冬妮的劝解并不妨碍她替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争夺“还没有入殓”的母亲的遗物。 这场争吵写得有声有色。我们仿佛看到神经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条神经都在颤动着；安冬妮渴望母亲的房子，紧张得每个细胞都处于战斗状态；托马斯急得连平时冷静理智的外表都顾不得了。正是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剧了家庭的没落。 小说中，金钱利害关系也集中地表现在婚姻的缔结上。作者通过一些生动精彩的描写告诉我们：在那样的社会，婚姻是不自由的，异性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相互爱慕、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双方的家私资产为主要条件。 安冬妮有过一次恋爱、两次结婚的经历。同大学生莫尔顿的恋爱因为男方太穷而宣告失败，然而这却是她唯一的一次恋爱；两次结合都是没有感情的结合：第一个丈夫格仑利希千方百计将她弄到手，是为了骗取８万马克的陪嫁费；第二个丈夫佩尔曼内德本身道德败坏。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这几场戏剧性的婚姻，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出讽刺喜剧，揭露了各个资产阶级人物对于婚姻的态度：小约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于“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是在尽“家庭义务”，格仑利希和佩尔曼内德的攀亲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说，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看重爱情的。安冬妮和格仑利希的结合有其深刻的揭露意义：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把婚姻当做生意，格仑利希便趁机买空卖空做投机。“诚实”、“温和”的“商业道德”同欺骗、投机的社会风气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深刻地交织在安冬妮的婚事上，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社会原因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再留意一下，我们就能发现：这家人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不是以这种方式结婚的。老约翰与安冬内特结婚后，“她没给过他很大的快乐”。小约翰所以认为他妻子是“上帝给安排好的终身伴侣”，是因为他父亲“让他注意这位豪富的克罗格家的女儿，她会给公司带一笔可观的陪嫁费”。托马斯和盖尔达之间也没有真正的感情，他少年时代的情人小安娜因为出身贫贱，早就被他抛弃了。他说，“早晚有这样一天的……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会过去的。” 这就是信奉“金钱拜物教”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 《布登勃洛克一家》固然写出了一个家族消亡的必然趋势，揭露了资产阶级许多丑恶的方面，但是，应该同时指出，托马斯·曼对于这个家族的消亡是极其同情、极其惋惜的。在他看来，疯狂投机、追求暴利，当然是社会腐化堕落的表现，他对这一切采取揭露的、批判的态度。然而，市民社会却是理想的社会：“温和”、“自由”、“开朗”、“和谐”，即便经商吧，也有着所谓“商业道德”。这种观点，这种感情，驱使作者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灭亡唱起一支并不动人的挽歌。 显然，作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对立起来，并且美化了早期阶段。事实与作者的观点恰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一道商业道德上的鸿沟。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商业上欺骗成风，剥削达到敲骨吸髓的程度，这是沿袭市民社会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前后两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决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作为不事生产的中间剥削者，经商和欺骗之间划不出一道分界线来。作者推崇的那种“商业道德”根本是不存在的。 由于时代不同，认识不同，我们从本书的某些描写里，可以得出与作者主观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他对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是不同情的，那些参加革命的人们被他描写成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他们同小说中其他一些工人形象一样，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华奢侈正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他们家那本“金边的记事簿”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作者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冷淡，以及作品中有关的错误描写，正说明了他对本阶级的剥削本质缺乏认识。 另一方面，作者把市民阶级理想化，导致这样的结果：他把市民社会的没落看成整个社会的没落。正是这种没落的情绪，使他同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发生了共鸣。作者后来承认，他当时使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在死亡中寻求生存，是为了让他摆脱痛苦的生活，获得“自由”。类似这样的情节沾染了悲观的、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鉴别。 人 物 形 象 像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同生活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大商人家庭的产物，同时他们又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显示出同一个剥削阶级的不同印记。 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还在幼小的时候，人们就预感到他将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未来的主人。人人都夸奖他“诚实”，是一个“商人”的材料，他祖父临死时给的嘱咐是“帮助你父亲”。托马斯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小约翰死后，他便挑起生活的重担。他上台的时候，家庭的事业虽已盛极而衰，表面上总还算牢固。他表现出比祖父和父亲更有魄力，在活动上既能进取又很稳健。他在社会事业和市政建设方面兴趣广、野心大，因而成为市长的“左右手”。他在竞选议员时还击败了劲敌哈根施特罗姆。 托马斯以全副精力投入经商活动，凡事以家业为重。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奋，心境的忧虑和沮丧，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关连的。他并不是没有内心矛盾，例如同安娜的恋爱，但他能自觉地克制个人的好恶，服从家庭利益。在他的身上，没有对他的家业说来是没有意义的言论和行动。他的阶级本性和个性特征相辅相成，结合得如此紧密，去掉一方面，另一方面便不复存在。 然而，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正表现在这里：像托马斯这么精明能干的商人，发家致富的思想渗透到每个细胞，还是挽救不了这名门望族没落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他所继承的祖传的经商思想和方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我们记得，被一家人视为“窝囊废”的克利斯蒂安一生中倒也说过一句正确的话：“认真研究起来，哪个买卖人都是骗子。”这句话引起托马斯无比的愤怒：这不但亵渎了商人的称号，而且污辱了以经商“诚实”著称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可是，客观情况的发展逼着他思考：为什么哈根施特罗姆公司欣欣向荣，而自己的公司日见萧条呢？当外部矛盾日益尖锐、公司连遭失败的时候，他回味克利斯蒂安的话，不禁动摇起来，决心做一次冒险买卖。也就是说，他准备放弃他的“商业道德”，企图适应新的环境，虽然这无异于承认经商就是欺骗。可是，由于他举棋不定，犹豫动摇，这笔“暴利”生意也失败了。这个时候，家庭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高潮：托马斯个人幸福幻灭，弟弟越来越成为败家子，儿子没有希望继承家业……托马斯这才深切地体会到他一生活动的空虚，思想上爆发了总危机，只能用一点剩余的意志力勉强维持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存。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从信心十足到幻想破灭，深刻地表现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历史命运。 安冬妮是资产阶级妇女的一个颇为真实的形象。 她的性格具有多方面的表现： 骄傲、 自负、 天真、 坦率， 主要特征是爱虚荣。 我们一开始就从她对待自己婚事的态度上认识了她这个人。她不喜欢、甚至讨厌格仑利希，恰巧在他求婚期间，她遇见了大学生莫尔顿，于是两人真挚地相爱了。她对于莫尔顿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不了解的，从她的社会地位分析，她本人早已享有莫尔顿所攻击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种种特权，因此无法体会这些名词的全部内容。只是由于在婚姻问题上不够自由，她才觉得“自由”这个名词是“伟大的”，虽然同时也是“朦胧的”。那时候，资产阶级的习俗似乎还没有彻底熏陶这个天真的姑娘，她第一次领略到“自由”的空气。只是这种空气像海滨的空气一样，她感到是这样的新鲜，又是这样的陌生。 但是，安冬妮毕竟是一只长期禁闭在金丝笼里的鸟儿。她稍微吸了一点新鲜空气，就感到不如呆在笼里来得舒服，便又乖乖地回到金丝笼里去了。荣华富贵是她不能抛却的生活理想，她接受了她父亲的训词：“我们是一条锁链的许多环节。”她心甘情愿当一个“环节”，放弃个人自由，撕毁与莫尔顿的誓约，在满载荣誉的记事簿上亲手添上了一笔赏心乐事。 小说前半部写了她是怎样的性格，发掘了形成她这个性格的社会原因，接着便写她的性格特征在各方面的表现。我们看到，名门望族的虚荣感是这样深入到她的灵魂：对哈根施特罗姆一家人因妒忌而不屑一顾，为托马斯竞选议员表现出无比的热忱，为她富于离婚的法律知识而到处夸耀…… 和托马斯一样，她也是献身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事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更为怀念往日的光荣，对于未来充满更大的信心，这是因为她闭起眼睛、不肯正视现实的缘故。如果说，托马斯临终之前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劫数难逃，安冬妮则至死也不省悟。她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灭亡的殉葬者。 安冬妮的一生正处在家庭走向衰落的最后几十年，她自己境遇也是同家庭衰落分不开的。然而这并没有使她灰心。处境越不幸，她的虚荣心越不容侵犯。她不是夸耀现在，便是追缅往昔的荣华。眼前能夸耀的东西越来越少，对过去荣华的追缅就越发频繁，到后来她的夸耀是那样空洞，那样可笑，使人感到她简直是在讽刺布登勃洛克一家了。最后她竟吹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说什么托马斯出殡那一天“很多人淌眼泪一直淌到硬胡子里”，而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但是，只要这样说能满足她的虚荣心，有没有这回事有什么相干呢？ 本书的人物描写有时采用性格差异的手法，关系越近的人性格差异越大。克利斯蒂安是一个与他的兄妹性格十分不同的资产阶级人物。比起托马斯来，他是诚实的、直率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可是，他活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关心过别人，也没有想过自己对家庭有什么责任。他只关心一个人：他自己。他的全部注意力没有超出他身边的事情，尤其念叨他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病症。他同托马斯一样，也是个有才能的人。不过他的才能不是施展在家业上，而是模仿别人的姿态与声调，再有就是说废话。对于家庭的事业，他是个多余的人；对于促进这门望族的瓦解，倒可以说是个“功臣”。 作者着重描写他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空虚。这是他的寄生性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都有它的寄生性，这是败家子产生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分析到最后，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是社会的寄生虫的话，那么，克利斯蒂安的寄生性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汉诺也是小说着重描写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社会环境与个人志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唯一的继承人，他的责任是重振家业。这是社会在他未出世之前就已经给他规定好的任务。但是，他气质敏感，秉性懦弱，不适应也不喜欢这种明争暗夺的商业生活。他只喜欢音乐，希望家里人不要干扰他。然而他的父亲没有放过他：经常检查他的功课，灌输商业知识，带他去参加商业活动……这一切有没有使汉诺“潜移默化”呢？恰恰相反，托马斯的压力越大，汉诺越是内向，越是陶醉于艺术，陶醉于一件不会给布登勃洛克公司增加任何利润的东西。 汉诺对于学校生活，也像对于商业生活一样地害怕。这个时期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威信、责任、权力、职务、事业这些观念都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普鲁士的纪律严明的精神在这里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这就更使他沉湎于音乐，来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所以，汉诺之喜爱音乐，不仅是他天生的秉性，还应该说是他对于家庭和学校生活的逃避。至于汉诺的死因，与其说是生理上的羸弱，不如说是社会环境窒息了他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具有艺术才能的人的悲剧。 艺术描写手法 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深微精细的笔调，层层叠叠地展开着生活的画面。它不是作无休止的平静的流泻，也不是照相般的复制，而是通过典型化的提炼，显示出生活的真实。 作者用许多篇幅，带着浓厚的情趣，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婚丧喜庆一类的家庭生活场面。宴会排场、婚丧礼节、礼仪款式乃至服饰装束无一不历历在目，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这里，值得探讨的也许是：为什么小说再三出现婚丧喜庆一类的生活情节，而不使人感到厌烦呢？人物形象的鲜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叙事方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注意两点。作者采用了“睹一斑而窥全豹”的方法：同类性质的事件加以充分描写的只有一次，此其一；其二，那些场面既是生活习俗的描绘，又标志了故事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流水账式的交代，而是情节的进展。例如，对于长辈的丧事，作者纵笔描写的只是第二代参议夫人。那时候，家庭内部矛盾业已深化，仅仅由于母亲尚在，才能保持表面的和睦。参议夫人病死的过程写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火，这是为了宣告宁静、欢乐的生活即将结束。接着便是高潮——兄妹三人瓜分遗物，兄弟翻脸。而参议夫人的出殡，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孟街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招待宾客，就更不是与主题无干的闲笔了。又如，洗礼宴只写小汉诺的那一次。在亲友欢乐祝贺声中，不料有人说了一段很不吉利的话。这是乐中之哀，使人预感到小汉诺的前途凶多吉少。《布登勃洛克一家》正是充满了这一类波澜起伏的日常生活情节，使读者感到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 小说也偶然出现看似重复的描写，其实各有各的目的，或者为了前后呼应，加深情节统一的印象，或者为了增强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效果。例如，安冬妮、小汉诺和托马斯三人先后都去过海滨，但写法和意图均不尽相同。作者处理安冬妮避暑时，全面地描写了海滨的景色：天气晴朗，海面平静开阔。正是在这暂时摆脱逼婚的纠缠而心旷神怡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自由”这个字眼，它仿佛像闪闪发光的海水，一望无际地向那迷蒙的地平线伸展出去……小汉诺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学校生活才去海滨的。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之后，天气晴雨无常，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个没落家庭的最末一代的幼小心灵，不能不感到幸福的短暂易逝。托马斯去“避暑”已是暮秋时节，他的生命和精力已经接近了黄昏。海滨阴雨绵绵，海浪一个接着一个盲目地冲击着，使托马斯感到神秘、麻木以及命运的不可理解。这三次各具特色的海滨生活是布登勃洛克一家衰落史各个阶段的路标。 疏密有度、情景交融还不是这些场面引人入胜的全部原因。在一些精彩的章节里，作者能做到性格、故事和场面三者融为一体。这些场面常常有一个中心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展开了性格的描写；人物的行动展开之后，故事又发展到另一阶段。例如第八部第八章的聚餐，中心故事是威恩申克的案情，各类人物各有不同的打算和表现：安冬妮气愤已极，三个老处女表示冷淡，威恩申克满不在乎，参议夫人十分关切，而托马斯则感到事情不妙，以不插手为宗旨……这样，既突出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又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深了一层，而故事仍在进行着。 作者为了使４０年的生活前后贯连、融为一体，埋下了许多伏线，促使小说结构趋于完整。例如，孟街住宅街门上的拉丁文格言“上帝预见一切”，作为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见证人的三个老处女，托马斯的牙病，服务了４０年的永格曼小姐……这些人物和细节隐于前，显于后，好比蛛丝马迹，看似顺笔便墨，实际上都对主题含有隐曲的提示。 小说文字风格以平稳含蓄、从容不迫、生动酣畅的描写为主，后半部则稍带忧郁凄凉的笔调，间或夹入含蓄有力的讥诮。风格的变化有时随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同而异，如海滨避暑、弹钢琴那些篇章抒情意味很浓；托马斯的性格写得含蓄；写克利斯蒂安莫须有的病症常用讥讽的口吻；至于格仑利希的对白，则仿佛是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台词。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有不少缺点。某些章节写得呆板，性格既不突出，故事也中断下来；个别人物性格写得有些累赘，典型化的程度不高。托马斯·曼写这部作品之前，艺术上虽然是有所准备的，但他毕竟是２０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难免有不够成熟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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