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广田弘毅 |
| 释义 | § 简介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甲级战犯中被绞死的惟一文官：广田弘毅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中惟一的文官。 1878年2月14日生于筑前福冈那珂郡锻冶町 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 1906年以第一名通过外交官、领事官考试 1907年常驻清国 1909年驻英国大使馆工作广田弘毅 1929年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 1933年任斋藤实内阁外相 1934年任冈田内阁外相 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 1937年总辞职6月，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外相 1940年任米内光政内阁参议 1946年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71岁[1] § 生平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广田1878年生于九州福冈，早年结识有“右翼运动大祖师”之称的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深受其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1901年，广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参与起草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在校期间，广田于1903年夏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考察俄国动向，提出了日俄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应先发制人的调查报告，崭露头角。1906年，进入外交界。1913年，任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此后，广田历任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驻苏大使等职，青云直上。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 ，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面对中国与英美等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横加干涉。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如果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实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打击。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2、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3、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 § 法西斯体制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日本右翼军人于1936年2月26日举行暴动。暴动平息后，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内阁其他所有大臣一道下台，惟有广田出任新一届内阁的总理大臣。 不久，日本内阁便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使军部能在政府与军部意见不合时，以陆海军大臣辞职等办法使政府无法组成，只有下台。这样，政府只好听命于军部。以广田上台组阁为标志，以天皇和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广田新内阁不久便制定了确立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 ，其确定的国策是“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向中国扩张和准备南进，日本全面扩军备战。陆海军分别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统制。可以说，在广田内阁时期，为战争而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工作已经开始。 1936年10月，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同盟迈出了一大步。[2] § 对华战争扩大化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广田内阁于1937年1月总辞职。同年6月，广田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战争初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外务省方面提出了令中方难以接受的近似于投降的苛刻条件，实际上堵死了和谈的道路。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此后，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中日战争走向长期化。 1940年，广田出任米内光政内阁的参议，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同年，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组阁的重臣会议，广田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重臣负有挑选首相组阁的重大权限。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广田一直参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阁工作，为日本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面临战败之时，广田曾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秘密会谈，力图争取对日本有利的投降条件，但未能成功。1945年12月，广田弘毅被驻日盟军逮捕。 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广田弘毅为甲级战犯。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外交或参与日本外交决策，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同盟及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针对辩护方提出的战争的责任在军部以及广田始终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纷争的辩辞，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广田在日本政府内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指导者，“在他所任职的整个时期中，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所采用所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当从事谈判的时候，对于牺牲日本邻国所得来的或欲得的利益以及所期待的利益，是绝对不愿放弃的；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的要求时，一向就赞成行使武力”。 判决书还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明知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及其他暴行，但“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因此，法庭判定广田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并判处其绞刑。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 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二•二六事件”被镇压之后，青年军官们的动静与事件前并没有什么变化，随处可见更加满怀激愤的青年军官们在一起商谈。军事课为了平息他们的冲动情绪以防生变而奔忙。当时军事课对这些青年军官们明确表示，无论有什么理由、在什么场合，都不允许采取武力的直接行动，除陆军大臣以外，军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时也表示陆军大臣在内阁中将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军官们起义的各种恶劣事态。军方中枢部门为了说服青年军官，与理论相比必须让他们看到实际证据，所以在阁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预算案方面都必须积极发言，进行干预，而且还要取得实际效果。军部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实行“陆海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担任制”。 5月18日，根据敕令，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这件事的经纬是，4月17日陆相提出关于陆海军大臣现役专任制的规定草案，2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之后经过枢密院审议对外公布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将军（大、中将）专任制》。陆军主张修改官制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要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对抗，预、后备役军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从军队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许予后役将军担任大臣，他们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复活皇道派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很难期待军队整顿能够彻底。不能说寺内等统制派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对行动派抱有亲近感并保持紧密接触的近卫文麿在第一次组阁时任命荒木贞夫为文相、与皇道派气脉相通的“舰队派”末次信正为内相；第二次组阁时任命柳川平助为法相。打击皇道派确实是寺内和陆军内统制派们的真实想法，但还有更重要的、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目的，那就是陆军想要通过这个制度实现陆军大臣全面干预政治，同时把这个制度作为囊中之物，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过两省直接选拔担任大臣的人选。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军部用这种手法掌握了内阁的生杀大权。此外，陆军还就推荐后任大臣人选问题在大正十三年制定过“三位长官一致推荐”的内部规定。根据“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有关业务担当规定”和三长官会议形成的惯例，在推荐下一任陆相时，除了三位长官协商外还要听取次官、人事局长的建议，必须照顾到军方元老（皇族、元帅、军事参议官等）、骨干军官和幕僚们的希望和要求。广田弘毅据说在恢复现役武官担任大臣制度时，广田想以“三长官一致推荐”的方法推荐首相希望的人选，但寺内独揽了这个权力。战后不久的东久迩宫内阁时，陆军推荐教育总监土肥原为陆军大臣，首相却起用了北支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在广田的后任宇垣一成组阁时，陆军三长官以没有可推荐的合适人选为由阻挠宇垣内阁成立。米内光政内阁时，陆相畑俊六主张将战争扩大化，与米内发生对立而辞职，陆军省以同样理由拒绝选派后继人选，迫使内阁总辞职。以上两例子反映出，把广田和陆军间的交易约定说成是一纸空文也不为过。被陆抢得先手分的广田在其后半生中一直陷于困境，丝毫没有作为首相的气概。 之所说是“恢复”了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制度是因为之前有过先例。在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期的1900年，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企图实现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参加了政党或某个结社的人物担任陆海军大臣。有一种说法，上届内阁（宪政党隈板内阁）在组阁之初想从政党人士中挑选陆海军大臣人选，计划由头山满担任陆相，由平冈浩太郎担任海相（两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领导人），因此山县有朋抱有危机感。联想到西乡叛乱时板垣退助等对西乡的帮助和当时头山满和平冈两人在福冈进行的活动以及与板垣等人之间的来往，还有组阁时除了留任的陆海相（桂太郎和西乡从道）外大半阁员都是政党人士这一点，隈板内阁想起用头山满和平冈分别担任陆海相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陆军不同，海军中推荐继任人选属于海相的专权，但自1932年伏见宫担任军令部长后，人选问题就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 缔结日德防共协定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广田几乎没有主导制定过任何国家政策。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署日德防共协定，这是广田内阁在“国家政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基础上制定的唯一一项外交政策。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的背景是，当时日本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德国在西欧同样陷于孤立境地（或者说“新兴德国”正在上升）。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是指苏联在其远东地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对日本造成压力，而且共产主义活动在远东地区开始普及。特别是以“满洲事变”为转折点，苏联在其远东地区的兵力和军事设施激增。由于日本在对华、对满关系上倾注了主要力量，人员和飞机的质量都无法和远东苏军相抗衡，日本不得不摸索利用外交手段与苏联相对抗。当时的德国也正在摸索成为“新兴”大国之路。希特勒于1932年1月30日成为德国总理，建立了纳粹政权。10月14日宣布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兼任总统。1936年宣布实行征兵制，重整军备。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注意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向纳粹党政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提出签署日德双边协定的意向，两国开始秘密交涉。广田把由驻比利时大使转任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国担任外相，正是因为有田的想法和大岛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马上通过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岛试探纳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宾特洛夫确实希望实现日德合作的答复后，便要求德国方面提出草案。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内容，日本的想法是优先考虑德方希望的内容。7月，德国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草案，内容是前一年大岛和里宾特洛夫之间商定的。外务省对草案进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内以下陆军首脑们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外务省案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就防共问题与英国进行协商，陆军对此强烈反对。外务省也强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国进行协商而单独和德国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陆军最终作出让步。外务省和陆军一致认为应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不过分刺激苏联，并不使英国因此感到不安。 协定草案被送到枢密院进行审议，广田在第一次审查委员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称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东亚对日本形成压力，并通过共产国际进行搅乱工作，对日本的国防造成直接威胁，同时阻碍日本落实“东亚安定政策”，缔结该协定是以和德国合作、共同防卫和牵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地邀请第三国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扩大的防卫态势。但是该协定会尽量避免使正在向前发展的日苏关系恶化，将继续进行日满苏边境划定，处理国界纠纷，继续改善日苏关系。有田外相在说明中提到苏联在欧洲造成的威胁，指出苏联和其邻国间逐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相互援助条约，正在欧洲扎实地强化其国际地位。广田和有田都强调，日本和德国在挫败苏联在东亚和欧洲扩大侵略的意图和阻止共产国际在这两地区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协定在表面上是日德两国针对共产国际制定的，而真实意图是以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为前提的。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日德防共协定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反过来形成更大的波浪冲击着日本。日本和纳粹政权缔结协定，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产生隔阂。7月前后，外务省电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吉田从一开始就反对与纳粹德国缔结协定），让他为就两国间各种问题调整关系作准备。但在10月7、8两日，发生了基隆事件（在台湾基隆几名英国东洋舰队水兵和当地司机为价格发生纠纷而惊动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协定对外发表，使得日本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计划无限期拖延下去。对苏关系也受此影响，原本已经枢密院审议通过并在11月10日草签的日苏渔业协定，由于苏联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绝签字而化为泡影。日德协定虽然表示非常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该协定，但对此表示共鸣的仅有意大利（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该协定）。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反驳称，防共工作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欧美各国也对此冷眼旁观，他们担心建立反共网将导致世界的分裂。 美国驻日大使J•C•格尔表示担心该协定不仅对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就连对英美等民主国家改善关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园寺也严厉批判签订该协定是为德国所利用，指出日本没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国之外的国家签订协议，广田和有田对各国的反应毫无知觉，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迎合军方，广田是个投降分子。宇垣也尖锐地批判道，即使作为防共对策也应该呼吁英、美、法三国共同结成防共大包围网，与法西斯德国相呼应是没有原则立场，表示与广田一刀两断。重臣若槻礼次郎称，广田内阁的存在对国家不利，内阁对军部的蛮横和战争主张没有能力制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德防共协定是在国策“基准”和外交“方针”基础上策划制定的，而且发展到与别国签订了协定，是广田内阁期间唯一由内阁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如果说大多数由军部主导制定的政策中无法体现出广田的真实想法，那么这个由内阁主导制定的日德防共协定则反映了广田的真实主张。 § 卢沟桥事变与第一次近卫声明 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广田第一次入阁是在1933年斋藤实内阁期间，接替辞职的内田康哉担任外相。在他的任命仪式上天皇特别对他说道：“陆军总和别国发生事端，令人非常为难。好像海军方面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广田那边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当时广田诚惶诚恐，之后马上找来美国驻日大使格尔，表示改善日美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对原田熊雄表明他的决心：“在这五、六年间不能对外酿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在之后的冈田内阁，广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十七届通常国会上，政友会的芦田均（战后担任第四十七代首相）在质询中问道：“政府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广田外相主张的‘协和’外交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具体政策？”广田回答说：“虽然说未来会有战争，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内决不会发动战争。” 在他首次入阁约三年半、辞去首相四个月后的1937年6月，他就任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外相，再次入阁。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担任外相期间，日中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华北事变”，进而发展为“支那事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田在他从卢沟桥和南京经过巢鸭（位于东京的战犯监狱）走向坟墓的泥泞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广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时将外相之职让给了宇垣一成，但实际上他作为外相的气数在这一年1月16日发表“日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和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广田作为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无法估量的，“两个放弃”的提出使得日中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国际孤立。而且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没有一起反击日本，日本没有必要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可见日本对中国是端着肩膀，趾高气扬，要求对方采取低姿态，而自己毫不让步。现地的军队更是这种心理。国际社会原本对日中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进行进行大屠杀，而且宣布放弃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对日本态度。 对于“支那事变”，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十一、十七条，就日本的战争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使问题国际化。9月13日，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大会接受中国上诉，并列入大会讨论议题。外务省于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因此不便对国际联盟的讨论内容发表评论。但是中国的上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际联盟接受上诉说明联盟没有正确认识东亚事态，因此国际联盟的介入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对于本次事变的处理方针是，坚持现地解决，不扩大事态，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反省，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日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不扩大方针，使战争长期化，因此必须通过处理这次事件来制定出根本国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事变”，而实际上是日中间全面战争。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开始制定战时体制，而另一方的中国没有利用“支那事变”强调“保卫祖国，全面战争”。 在战局方面，近卫内阁将战争由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在国际上找不到一个友好国家，成为亚洲中的孤岛。不祥的前兆开始出现。根据国际环境和战局的发展趋势，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提出希望通过第三国从中斡旋，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一纲要即被束之高阁。同时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日本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批判的对象，这个孤岛开始被潜在的敌国包围起来。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宣布“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个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1月16日，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迪尔库森，感谢德国长期以来在日中间斡旋，同时通告了今后日本对华不再进行外交交涉的决定。正午时候，政府根据内阁秘密起草提出的对华声明案，发表了与中国断交的声明（即“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中称：“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给支那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之真诚心意，大肆策划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地区和平之大局。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真心与帝国进行合作的支那政府的产生，改善两国关系，届时帝国政府将对新支那的建设提供合作。帝国政府从来的尊重支那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各国在支那权益的方针没有丝毫改变。如今，帝国政府愈发深感对东亚和平责任重大，希望国民为实现这一任务更加发奋图强。” 1月22日，第七十三届通常国会召开，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个帝国声明。近卫声称“不用说，以日满支三国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确立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帝国不变的国策。不久前，政府针对不思反省的支那国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为对手的方针，也是为了实现不断增强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国策。” 广田外相则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变特提出以下四项条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与日满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且在该地区建立特殊机构；其三，日满支三国间缔结紧密的经济合作协定；其四，支那对帝国作出赔偿。这四项要求是帝国政府认为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我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作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在16日发表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战甲级战犯相关图片这样的声明是在国际联盟已经就日军空袭作出指责决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不战条约、并且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情况下作出的。1月18日，帝国政府作出补充声明，言语之中毫无宽容、博爱以及文化上的精练与睿智，真可称得上是“语言屠杀”。。日本政府把语言都作为武装，并用语言的刀刃砍向中国。声明宣称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比不承认国民政府还要恶毒，是想彻底抹杀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不是宣战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抹杀代表一国国民的政府。这种作法完全是对他国残酷无礼的行为。 因为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只有广田是文官，所以为他鸣不平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是从两个方面看广田应算得上是现行犯。第一是他没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军部，反而走上他们的道路。在1941年底对美英宣战之前，天皇招待阁僚和重臣一起吃饭，饭后天皇向他们征求对宣战的意见。当时首相东条英机和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座。关于对广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记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有他说进行战争为好，还推荐组成皇族内阁，说应该在征求统帅部意见的基础上组阁。从他的谈话完全无法想象他曾担任过外交官。”还有一条也可说明他确实该受到极刑。比如在对华声明问题上，近卫之后又发表过第二次、第三次声明，逐渐修正政策轨道。广田不论是与军部的关系上还是在预测对自己的审判结果上，都表现出他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别是在行刑之时，广田无声端坐，一脸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没有和其他被告比较对自己的量刑。 对青少年时代的广田弘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狱中战犯的广田却是真实的。充满人性魅力的秀才广田，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少有的天赐之物，而作为一个文官，又落到从容坐等极刑以结束自己七十一岁生命的境地，实在令人叹息。广田在担任首相和近卫第一次内阁外相时代的政治责任十分重大。广田不作任何解释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广田的墓碑现在福冈市的圣福寺内，旁边是随他自杀的夫人静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 § 相关文章 广田弘毅日本战后唯一被处以绞刑的文官甲级战犯、前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的孙子广田弘太郎27日说，靖国神社在1978年开始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前并没有征求广田家族的意见，他和他的家族反对靖国神社祭祀广田弘毅。 “没人问过我们” “靖国神社没有事先(与我们)接触，”日本共同社援引现年67岁的广田弘太郎的话说，“如果(靖国神社)询问，(我)就会拒绝。”广田弘毅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务大臣，1936年1月发表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3月，他在日本右翼军人兵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37年初下台，后又出任外相，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 日本《朝日新闻》29日报道说，广田弘太郎在接受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整个广田家族都从未同意靖国神社供奉广田弘毅的牌位。 家人拒收骨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广田弘毅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东京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55年4月，日本政府向这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移交骨灰，只有广田家族拒绝接收。广田弘太郎说，他们家族也没有加入由二战战犯遗属组成的团体。“我祖父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战死者。我认为靖国神社和广田家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共同社和《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认为，广田弘毅之孙的表态，可能会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引发对于是否应该把甲级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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