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康有为（1858～1927） |
| 释义 | § 康有为（1858～1927） § 正文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戊戍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理论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95年，联合赴京会试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幻想扶持光绪重新掌权，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要求复辟帝制，在思想上宣扬尊孔复古。其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以及向光绪皇帝的历次上书等。同经济思想有关的还有他后期著作《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 早期的经济思想 在19世纪末,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他主张以大工业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了以“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为内容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戊戌变法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中国要富强,必须“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成大工厂以兴实业”（《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张和振兴实业的口号。 他彻底否定了洋务派办工业的道路。他指出，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办”和“官督商办”，“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主张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工、矿、商、交通运输各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一付于民”、“纵民为之”（《上清帝第二书》），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国家要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康有为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革封建的上层建筑。他抛弃了早期改良派“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观点，认为只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变事”不是“变法”，“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即在政治上也要尽变西法。他建议设“制度局”以代替封建中央权力机构“军机处”，他所设计的制度局，实际上是一个由主张变法的势力掌权的维新内阁。 康有为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他在《大同书》中，在坚持资本主义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大同”思想。在他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制，土地及其他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农、工、商各业都由“公政府”按照社会需要实行有计划的经营。“大同”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工作日大大缩短，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享受极大提高。“大同”社会将消除国家，消除种族差别，消灭家庭，男女完全平等。“大同”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并有商业大富人和各业大富人。 后期的经济思想 20世纪初期，面对着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康有为坚持改良、保皇的立场,经济思想由进步转向反动。他在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宣称“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忏悔自己领导变法维新运动是罪魁祸首。在经济思想上，他也倒回到洋务派的船坚炮利论。认为唯有讲求物质，讲求“工艺炮舰”，才能救国。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写的《金主币救国议》，把中国贫穷衰弱完全归因于没有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货币制度的改革说成是中国起死救亡的“第一方”。辛亥革命后，他又写了《理财救国论》，宣扬只要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银行网，中国就可以“十年而富力无敌于天下”。他还针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极力鼓吹土地投机。1919年康有为重印《物质救国论》时，在该书《后序》中攻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未至其时而误行之，徒足以招乱”，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 配图 § 相关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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