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川楚白莲教起义 |
| 释义 |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干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干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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