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天津时调 |
| 释义 | § 简介 书籍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时期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曲，早起内容主要讲述家长里短，主要在码头、作坊、街市、里巷流传。 追根溯源，天津时调是由各种市井小调发展演化而来，包括天津土生土长的“靠山调”、“鸳鸯调”（俗称“窑调”）以及来源于外地但被天津本土化了的曲调如 “拉哈调”、“怯五更”等。 靠山调是天津时调中最主要的曲调，大约产生于清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绱鞋工人休息时，背靠山墙即兴哼唱编创出来的一种曲调，故称“靠山调”；另一说出自曲艺理论家刘吉典先生，他认为靠山调实际上应该叫做“靠上调”，因其曲调是上起上落（上即长音阶主音的“1”）。靠山调的音乐结构为单曲体，基本唱腔由慢板和数子组成，旋律高亢、爽朗，主要传统曲目有《七月七》、《喜荣归》、《踢毽》、《放风筝》、《盂兰会》、《绣荷包》、《云淡风轻》等等。 鸳鸯调也是天津时调中的主要曲调之一，有“老鸳鸯调”和“新鸳鸯调”之别。“老鸳鸯调”的主要曲目有 《明月五更》、《风吹铁马》、《孟姜女》等，唱词多为七字句，旋律舒缓，腔调哀怨悲凉。“新鸳鸯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流行，其旋律的骨干音、走向与 “老鸳鸯调”基本相同，但它的乐句不分节，速度也更快。其曲目主要有《双顶嘴》、《反挑眼》等。 拉哈调是由流行在河北山东一带的民歌小调“糊涂调”、“撒大泼” 等演变而成，后主要用天津方言行腔。其属于单曲体小调，板式一板一眼，节奏鲜明活跃，主要曲目有《要女婿》、《要婆婆》等。 此外，大数子也是天津时调的主要曲调之一。它由靠山调中的数子发展而来，是一种叙述性的数板形式，没有明显的音乐旋律，是介于说唱之间的一种有韵律有节奏的表演形式。大数子都使用天津方言，具有豪爽、诙谐的鲜明特色，其主要曲目有《蚂蚱蝻出殡》、《刘二姐拴娃娃》等。[1] § 艺术特色 天津时调在词句、腔调和板式等方面，与其他曲种有明显的区别。 词句上，天津时调唱词句式有以七字句为主的，有的长短句相间，全篇最多不过五六十句，有的只有二三十句； 唱腔上，它主要采用天津方言； 板式上，它一般只有慢板、二六和快板三种； 表演上，天津时调除《要婆婆》等少数二人对唱节目外，大多是一人独唱，伴奏乐器是大三弦以及四胡、节子板。 天津时调的腔调豪放，演唱时主要用方言，爽朗泼辣，不拘谨滞涩，很能表达天津人的性格和情感。 § 发展历程 一百年前的俚曲 天津时调 早期，时调刚刚出现时，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仅流传在民间的街头里巷。清末民初，时调开始在天津一些地区盛行，同时出现了不少擅长时调的民间“票友”。 随着曲艺在茶园、酒楼演出的兴盛，一些专业或半专业的时调女艺人开始走红，如赵宝翠（又名大宝翠）、高五姑和外号“棒子面”的秦翠红等。其中高五姑上世纪20年代已誉满津门，许多新老茶园都争相请她去演唱。她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出一种独特的“疙瘩腔”，优美动听。其拿手的段子《七月七》、《秦楼悲秋》等，经常在电台广播，还录成了唱片。 改良成高雅曲种 “天津时调”早期被称为“时新小曲”，讲述家长里短的内容，主要在码头、作坊、街市、里巷流传。当时在天津高雅一点的园子，都以所谓“上流社会聚集之处”为由，把时调拒之门外。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王毓宝着手改良天津时调，她摒弃粗俗的唱词和一些插科打诨，并最终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艺，在时调的百年历史上，第一次让它登上了曲坛的高雅殿堂，赋予时调全新的魅力。 通过改革获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广播曲艺团邀请曲艺工作者对时调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研讨，并正式定名为“天津时调”，同时还针对题材、曲调、舞台表演等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使这一曲种焕发了新的生机。 这次改革去除了舞台上的长方桌——这个旧时千篇一律的摆设已成了限制表演者发挥的累赘。在伴奏乐器上，除原有的三弦、四胡外，还增加了扬琴、笙等吹打乐器，以拓宽声场，改善音色。而最大的改变在配乐伴奏上——过去演员出场，要走到台口的桌子后面，三弦才开始起奏；改革后的乐队，演员一出场就开始伴奏，当演员走到舞台中央时，前奏已达到尾声，使表演显得行云流水，毫无滞涩。此外，这次改革还在唱词各段内容之间加入了间奏，以增强表演的音乐性和连贯性。 走向大江南北 1949年以后，天津时调涌现出大批新作，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其中，杰出的天津时调表演艺术家王毓宝功不可没。天津演员王毓宝与弦师祁凤鸣等人一起对时调进行了艺术革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并创作和改编了《摔西瓜》、《红岩颂》、《春来了》等新曲目。 1953年，王毓宝凭借新作《摔西瓜》一炮走红，从此，“天津时调”在中国曲艺史上翻开新的一页，“天津时调”这个曲种名称正式被确定下来。 1958年，王毓宝演唱的反映天津人民治理海河事件的《翻江倒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天津时调”迅速走向大江南北，与其他流行的全国曲坛曲种相媲美。[2] § 曲目和演员 建国初期王毓宝的风采 天津时调的传统曲目反映了天津人民的生活风貌。其中有欢快的《踢毽儿》、《放风筝》；也有悲凉的《光棍哭妻》、《后娘打孩子》；还有相当多的反映妓女悲惨遭遇的《秦楼悲秋》等。 它最初只是人们劳动之余的演唱活动，二十世纪20年代有了职业时调演员，有的在地摊、茶棚中演唱，常唱一些反映时事的曲目，如《民国六年闹大水》、《直奉战》等。最早登台演唱时调的是兼演京韵大鼓的女演员赵宝翠（又名大宝翠）、高五姑和外号“棒子面”的秦翠红等。 其中高五姑，出身娼妓，赎身后以演唱为业。她演唱的时调，20年代就已誉满津门，许多新老茶园都争相聘请她去演唱。她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出一种“疙瘩腔”，优美动听。拿手的段子是《七月七》、《秦楼悲秋》等，经常在电台广播，并录制了唱片。秦翠红的嗓音宽厚、气力充沛，拿手段子是《撒大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演员王毓宝与弦师祁凤鸣等人一起对“靠山调”进行了艺术革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和改编了《摔西瓜》、《红岩颂》、《翻江倒海》、《军民鱼水情》、《心中的赞歌向阳飞》、《梦回神州》、《春来了》等精品曲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3] § 传承 在当今曲艺普遍“衰弱”的状况下，“天津时调”是相对拥有后继新人最多的曲种之一。 2006年5月20日，天津时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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