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安娥 |
| 释义 | § 生平 青年时代的安娥 早年肄业于北平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平团的工作。后赴大连从事革命宣传和女工运动。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3年后参加上海进步文艺运动，曾人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1934年为电影《渔光曲》写作主题歌歌词，诉说苦难渔民的辛酸和悲愤，流传甚广。后来创作的反映报童生活的《卖报歌》和一些抗日歌曲，也在人民中广为传唱。1936年写作诗剧《高粱红了》，描写一支自发的农民抗日武装同强敌的殊死战斗。作品语言简朴，富于北方农村气息. 抗战期间任战地记者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写有《战地之春》等歌剧剧本。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执教于市立实验戏剧学校。1948年解放区。 解放后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和中国剧协创作员。除剧本的创作和翻译外，还写作报告文学。1956年因病丧失工作能力，1976年逝世。 § 事迹 田汉及夫人安娥（前排左二、三）与尹羲（前排右一）等同志合影 神秘的左翼“红色女郎” 少女时代的安娥就开始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15岁那年，安娥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带领全班同学罢课，离开学校到一个小旅馆里。安娥也离开了学校,随父亲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两年后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安娥往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安娥回到国内,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田汉与安娥的身影时常双双出现在左翼文艺活动中，1931年8月,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他们的儿子田大畏降生了。 这一时期,安娥先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是“苏联之友音乐组”、剧联领导的“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及“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的成员。她潜心研究中古代辩证法,编写剧本《复活》,研读《诗经》,并打算回上海以后用歌曲创作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1933年,安娥终于抛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别故土。 创作的救亡歌曲广为传唱 安娥、田汉纪念塑像 回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安娥接受了任光的爱,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此后的4年时间里,安娥为《女性的呐喊》、《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们开》、《我们不怕流血》、《抗敌歌》、《战士哀歌》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更是历经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 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奔走 抗战爆发后，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继续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抗战歌曲的创作。其中有冼星海谱曲的《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那首激励抗日将士、威震敌胆的《六十军军歌》,是冼星海和安娥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之邀特意创作的,对开赴抗日前线的云南部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冬,由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等联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184人签名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安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中。 此前,田汉与安娥邂逅于撤离上海的船上,安娥告诉他,孩子没死。在武汉,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了,爱情的火焰也再次复燃。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举行,社会各界7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为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大会上详细报告了保育会的筹备经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炮火硝烟中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最安全的庇护所,使战时军民减少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战斗中。 安娥和电影演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安娥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2万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庆。在保育会中担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积极为保育院筹集经费,营救儿童,一方面在当时报刊上撰文《孩子们到四川去了》、《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抢救孩子去》等,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情况及孩子们的生活。她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受难的孩子们》等歌曲。 与史沫特莱共赴战地采访 1939年初冬,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从来没有做过记者的安娥,暗地里模仿自己曾经在报纸上读过的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报道,将自己在战区的所见所闻写成多篇战地报道,寄给桂林《广西日报》发表;后来又整理成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征途私感》、《征途杂感》,连载于1942年的《广西日报》。这次访问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创作了歌剧剧本《战地之春》,谱曲后出版了单行本。 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战区鄂北防区枣阳前线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好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张执一同志来送俘虏,两位战地女记者便借此机会深入到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区采访。 《渔光曲》成为“通行证” 安娥和家人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终于见到了逃难至此的母亲、哥哥一家和儿子大畏。安娥决定,把儿子大畏带回重庆。 安娥和儿子从城固一路西行,到达褒城时,母子二人正与大批旅客在车站等车,看着周围拥挤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这时,一位拉“黄鱼客”的汽车司机将安娥母子带到一列开往成都的军车旁,正要上车时,却被一名军官拦住了。眼看军车就要开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件拿出来,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还是行不通。正在安娥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请母子二人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安娥母子到达重庆璧山。安娥又惊又喜地对儿子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重庆后,多病的身体使安娥无法承担太多工作。1942年,安娥到桂林,继续坚持文艺创作,并和田汉一起从事对逃难文化人的救济工作,为解决“四维剧团”的生计和演出问题奔走,并协助李德全到独山、河池前线救济难民。抗战胜利前后,安娥相继到昆明、重庆、上海,1948年冬,经地下党安排,她与田汉从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了党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解放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创作,1956年秋因中风失语,丧失工作能力。 § 作品 著作书目 燕赵儿女(诗集)1937，生活 高粱红了(诗剧)1938，上海杂志公司 战地之春(歌剧)1941，力行月刊社 洪波曲(歌剧)1942，盲文出版社 苏联分厂长塔拉霍夫(短篇小说)1950，新华 苏联大嫂(报告文学集)1951，劳动出版社 从朝鲜归来(报告文学集)1951，劳动出版社 一个劳动英雄的成长(报告文学集)1951，劳动出版社 海石花(话剧)1958，少儿 翻译书目 在一国家内(话剧)苏联维尔塔著，1949，天下 特别任务(话剧)苏联米哈尔考夫著，1951，人民 青年近卫军(歌剧)苏联玛里什柯编剧，1959，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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