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善治 |
| 释义 | § 简介 【词语】：善治 【注音】：shàn zhì 1.善于治理，好好治理。 2.犹善政。 § 特征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 学者一般认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五个： （1）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公民都有权获得，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 （4）法治（ruleoflaw），其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法治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responsiveness），这一点与上述责任性密切相关，实际上是责任性的延伸。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而善治的构成要素无一不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政府行为的法制化为基础的。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合作。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程序。显而易见，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和法制，这样，善治与民主法制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而这一切，都是以法治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的产物。 善治理念可用九个特征来表述：回应、有效、高效、达成共识、透明度、促进法律规范、参与、诚信（也有翻译成问责），公平和包容。[1] § 观点 那什么是善治？它包含哪些政治要素？从政治学角度讲，治理和公共权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进行的管理过程。“统治有善政与恶政，同样治理也有善治与恶治，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共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俞可平认为，善治需要以下几个要素，“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再次提出了“善治”理念。 没有政府会不想要善治 无论是这两年遭受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还是创造了经济奇迹、成功抵制了金融风暴的中国，政治合法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合法性方面遇到严重挑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合法性在这个时代是重大问题。”俞可平说。那么“善治”理念是纾解各国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政治资源？俞可平是乐观的，他昨天在大会上认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是国内民主善政走向善治，我认为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口号。“在中国，统治成分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分日益增多，这是中国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这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也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自己去管理，减少行政管理环节，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和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俞可平说，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把合法性定义为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的自觉认同，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善治等同于合法性。”“善治是各国共同的目标。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但没有政府会不想要善治。” 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 俞可平为什么坚持，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善治？首先，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各级官员要像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和偏爱，而仁政和善政主要意义在于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当代，善政或者仁政，都是公民对政府的期望与理想，这种期望里包含着公民希望廉洁的官员、高效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等。 “善治与善政不同，善政对善治来说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一个好的政府没有好的公民社会，同样不能说达到了善治。”俞可平说。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 那么善治与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良好治理的目标必然是民生的提高，同样如果有善治，也必然是服务于民生的必要条件，是必然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特定时期会非常强调经济发展，把改造民生和福利作为执政的最主要合法性基础。而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稳定和政府效率。推演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增加透明、责任。否则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也难以获得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俞可平说。换而言之，在俞可平那里，善治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透明等方面的改善。 而俞可平最为强调的可能是善治的超时空性。“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人权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 俞可平提醒道，“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走向善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状态，善政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是走向善治的关键。民主和法治也依然是善治的决定性因素。”[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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