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周海婴 |
| 释义 | § 简介 周海婴 周海婴，男，1929年9月27日上海出生，祖籍绍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曾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部级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及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曾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绍兴、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绍兴旅港同乡会名誉主席，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鲁迅研究室、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代表作品有《我与鲁迅七十年》、《鲁迅家庭大相簿》。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 § 家庭状况 周海婴全家福 周海婴与马新云结婚，生了周令飞等几个小孩。 周令飞是周海婴的大儿子，鲁迅大孙，留学日本，周令飞的妹妹也留学日本。 前排左起：小孙女周景文、长孙女周景欣、外孙女田中华莲、田中悠树（双胞胎） 中排左起：长媳张纯华、二媳吴彬、妻子马新云、周海婴手抱小孙子周景轩、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长子周令飞、次子周亦斐、长孙周景川、三子周令一、长女周宁、女婿田中正道 [2] § 成长经历 在周海婴将出世时，许广平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 小海婴 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 摄影经历 周海婴 出生后的周海婴仿佛注定要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第100天，小海婴就被鲁迅抱到上海的照相馆拍了照片。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过《论照相之类》，1934年又写了一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周海婴小时候照相的事。 1936年鲁迅去世后，母亲许广平带着8岁的周海婴到杭州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家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在这里，周海婴第一次接触了相机。10岁那年，周海婴正式拿起相机开始拍摄；对于儿子痴迷于摄影，母亲许广平非常支持。周海婴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都是许广平帮儿子细心粘贴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12岁那年，许广平还为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字：“雪痕鸿爪”、“大地蹄痕”， 以鼓励做出成绩。 1943年11月，周海婴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许广平的一位朋友借给周海婴一只小方木匣镜箱。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 1948年11月，周海婴拍摄第一帧彩色照片；. 1952年第一次自己冲洗彩色胶卷、照片。 1948年在离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的时候，他们到旧货市场买旧的冬衣，省下800多块港币在香港买了一架禄来相机和20卷胶卷。70年来，周海婴共拍摄照片二万余张，其中尤以上海难民，上海2.6轰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校园生活等40、50年代上海与北京的市井生活系列照片极其珍贵。 周海婴先生用相机记录了经历的人生，留下了一段远离这个年代的记忆。《难民》、《上海二·六轰炸》、《沈阳农村土改》、《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召开》等珍贵历史镜头，《修鞋匠》、《蒸窝头》、《婚事》、《摇煤球》等众多平民生活的捕捉，还有《鲁迅墓迁墓》、《廖梦醒》、《文学家巴金》、《萧军》等许多文化影象的纪录，这些珍贵的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在Epson Stylus Pro 11880C的助力下以一种极强的冲击力令人惊讶。 . 虽然在胶片摄影的技术上，周海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他自身的经历让他可以见证上世纪关键时期从平民到文化巨匠到国家领导的重要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恰好钟爱摄影，并且孜孜不倦地加以记录，这才是他的照片珍贵和动人之处。也因此，在那些对焦或许犹豫、曝光准确度不稳定的黑白胶片面前，你能感受到亲切和温暖。少有的几张表现家乡绍兴风景民情的彩色照片，便明显平淡很多，也没有什么力量。而那些表现特殊时刻，如阅兵场面的作品，也明显不及周海婴为那些认识的、有感情的人物所拍的照片。 2009年10月到11月，一生热爱摄影的周海婴，在他八十岁生日之际，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展。人们在这次展览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周海婴拍摄的《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沈阳铁路宾馆)》、《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词(火车上)》等照片被摄影界称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孤本”。 § 摄影作品 1943年——1950年，新中国黎明前夕，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的影像重要内容。 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8年，他跟随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拍下了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这向往光明，驶向光明之旅的影记和“新政协”的记录，它既是中国一代文化名人的历史足迹，也是共和国建国史深刻的印记，是见证历史的孤本，有着非凡的历史与人文价值。作品《华中轮抵达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访问农户》、《土改后的喜悦》等 周海婴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贴近当时的真实生活，他对被摄者不是居高临下的猎奇，而是情感上的走近，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照片中乞讨生活的双手，渴求生存的眼神给人心灵的震动。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解放前上海滩上五更寒的凄厉，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品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作品是“呐喊”的影像，也是影像的“呐喊”。 周海婴摄影兴趣广泛，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都涉猎镜中，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留住了一个个永远鲜活，有着生命的瞬间。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南货担子》、《有车又有库》就是这样产生的。还有《政务院内》、《幼儿园》、《高跷队》、《街道读报》和《淮海路发大水》、《二、六轰炸》等影像，它们自然、直接、朴实得只是一种原始的记录。 周海婴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母亲与长孙》、《妹妹与哥哥》、《脚划船》、《香火》、《煮咖啡》、《家族大团圆》，它们是爱与亲情的表现，是血脉相连的呵护，也是家的其乐融融。[3] § 人物观点 关于读书 周海婴认为：“政府应该号召全社会形成看书读书的风气，而且读书应该做到‘摆’、‘看’、‘读’、‘存’。”面对当代社会人们重信息轻读书的现状，周海婴非常忧心。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也必须重视读书，好好读书。“我同意也希望大家从网上、从手机上查找一些资料信息，可是读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回顾过去，很多有名的文学家、科学家，读书都非常严谨。” 关于读书的境界和读书的方法，周海婴有自己的观点，读书的“看”和“读”是有区别的。“看”就是浏览，看过去就算了，“读”却是看一遍不够，回味的时候可以拿来再看。读书的时候可以在书上加一些批注，写一些心得，保存起来，学以致用。他说，读好书应该有“摆”、“看”、“读”、“存”四个字贯穿始末。“摆”是把书“装饰”在书架上，“看”是浏览，“读”是吸取书中的养分，“存”-是把这些书放在书店里，让读者有机会买得到读的到。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周海婴摄影展 关于文化 有文艺界委员提出，每次金融危机都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契机，周海婴赞同这种说法。文化的繁荣发展要靠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他建议，话剧、戏剧以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票价应该适当降低，让老百姓能够接受更多的文化艺术熏陶。 周海婴认为，方言也是文化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语言，应该把各地的方言保持下去。他建议各地广播电台添加方言节目，并且保持下去。 关于摄影 周海婴建议：当下随着摄影活动的广泛普及，通过摄影来教育青少年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现在很多青少年迷恋电子游戏，这已成为社会一个关注点。希望各种摄影展能带动青少年从游戏中脱离出来，拿起照相机去摄影。周海婴认为，让他们用眼睛、相机定格社会，发现社会本真，帮助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这或许是摄影的一个新功能。 关于写作 周海婴认为：现在的青少年写作真心话太少，‘假、大、空’太多，匠气太重。全国有数家鲁迅中学，周海婴经常到青少年中走走，对他们的写作现状有所了解。他认为：学生写作有问题，和阅读有问题密切相关。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许多学生舍弃了经典文学这一类的‘闲书’，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某某考试作文攻略’。青少年还应多用眼睛看社会，多体验生活，但凡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们的眼睛都是关注社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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