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商朝 |
| 释义 | § 简介 商朝（公元前16世紀至前11世紀） 商族是居住在黃河下游的一個悠久的部落 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因契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 商朝自天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商朝六百多年间曾五次迁都，五个都城中的四个都在河南境内。目前在河南的偃师市、郑州市、安阳市都发现了城市规模的遗址，在信阳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还发现大量商朝文化遗存。 关于商朝的信息多来自于其后面的周朝，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商朝金文和甲骨文的记载。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中国已经发现的第一批文字符号。 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同时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 历史传说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 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诗经·商颂·玄鸟》）。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汤即天乙，姓氏为“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相传曾被囚于水牢。他在当选为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首先，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其次，翦除夏王朝方国葛（今河南宁陵县北）、韦（河南滑县东）、顾（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河南淮阳南），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向夏王朝首都发起进攻。双方战于鸣条（河南封丘东），夏师败绩。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 § 建立 “玄王”契 商朝伊尹 商人的祖先，传说是高辛氏的后裔，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之一。 尧舜之际，商的首领契是当时重要的军事首领人物之一，后来商人把他尊奉为始兴之祖。历史上有简狄吞食玄鸟（燕子）卵而生契的神话传说，契有“玄王”之称。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正好与夏王朝相始终。 当太康失国的时候，契的孙子相土东逾泗水，在泰山之下建立东都，大力向东方扩展。活动范围可能达到东海之滨，而影响及于沿海南北各地。 商汤发展 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商已成为东方地区强大的方国。当时，夏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衰落，特别是在东方地区，众多的诸侯国纷纷叛离夏桀。在这样的形势下，商汤便积极展开灭夏的准备工作。 汤先在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成为亳邑，作为新的都城。他大力争取附近众多小邦的归属，逐步展开对夏王朝的攻势。 商汤攻夏，首先是从征服葛国（河南宁陵县北）开始的。通过出兵灭葛，取得攻夏的第一个胜利。汤从灭葛开始，便有步骤地扩大了攻势。以后，商汤集中兵力分别消灭了韦（河南滑县东）、顾（河南范县东）和河、济之间的昆吾等三国，剪除了夏王朝的羽翼，夏桀便势孤力薄了。 商汤灭夏 商汤控制了广大的东方地区，便兴兵伐夏。当时，夏王朝内部极为混乱，两军相遇于鸣条之野，因士无斗志，夏桀败绩，仓皇南逃，死于南巢。夏亡。 商汤灭夏后，回师亳邑，众多的诸侯前来朝会，表示臣服。商王朝正式建立，新建的亳都便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心。近来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上层面积广大，遗存丰富，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界有人认为可能是西亳。 商汤又向四方扩大征伐面，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周边部落前来朝贡的越来越多，加速了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太甲复位 商汤以后，由太甲到太戊，是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时期。 太甲是汤的长子太丁之子，太丁未及继立就先汤而死。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相继即位，他们在位的时间都较短。伊尹是辅佐商汤的重要卿士，仲壬死后，伊尹立太甲。由于太甲不遵循成汤制定的典则，被伊尹放逐在桐宫。过了三年，太甲有了悔过的表现，才又恢复王位。 太甲以后，商王朝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太戊在位期间，既有伊陟为相，又有巫咸“治王家”，史称“殷复兴，诸侯归之”。 盘庚迁殷 仲丁以后，王室多次迁都。如禀甲迁于相（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河南温县东）等。据说在盘庚以前，先后迁了五次。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无法确切地说明。而由仲丁到阳甲，前后五代九王，多次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史称“九世之乱”。 到盘庚继立时，政治上的混乱现象仍然相当严重，阶级斗争也日趋激烈。盘庚为挽救政治危机，决定再一次迁都，他选择了“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背山”的殷作为新都所在。但是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反对迁都。 因此，在迁都前后，他反复劝说贵族，要求他们一同迁往新都，共同作出一番新的事业。同时，又严厉告诫众民，要他们随同迁往，不然就要斩尽杀绝。 迁殷以后，“行汤之政”，政治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 国号释义 相传商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号。其后裔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 统治体制 商朝盛期 商汤 在商代后期的273年间，殷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 从盘庚迁殷以后，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武丁时期便达到了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商王朝与周边各部，虽然因统治者之间的贪欲引起了一些冲突和战争，但各地人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了商代的灿烂文化，对祖国各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中央官职 夏初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度，由夏到商的王位继承，基本上是父死子继，而辅之以兄终弟及。由于严格的王位继承制度没有完全形成，在商代中期，连续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的现象。到武丁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才逐渐确立，王室内部逐渐趋于稳定。 以王室为中心的众多贵族，他们有的是许多“旧邦”的旧族，而更多的是王室近亲不断建立的新宗，由此而产生“多子族”。 这些新旧贵族，有的受封在外地建成侯伯之国，有的在王室担任各级官职。他们是商王朝的支柱，也是奴隶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复杂体制 商代的国家机构不断扩大，形成为相当复杂的体制。 大致说来，在商王之下，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有冢宰或师尹。 稍次于冢宰而常置的高级官尹称为卿士，有司徒、司空、司寇、司马等，都是重要的政务官。他们各有僚佐，总称为“多尹”或“百僚”。 在“多尹”以下，还有分掌各项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他们直接为王室管理各项具体事务。他们与“多尹”并列，合称为“百执事之人”。 军队刑法 商朝的《汤刑》比《禹刑》有所发展，其刑法条目当已渐趋完备。刑名如商代有用刀锯断足的刖刑，每次行刑的人数，动辄以十计，有多到百人的。传说商纣还有炮烙之刑和脯醢之刑。这些都暴露了商法的残酷性。 商代的军队组织更为庞大。卜辞有“三师”的记载，当是商王直接统辖的军队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商王领兵出征，经常要临时征发一部分平民和奴隶充当兵卒，卜辞称为“登人”，动辄三五千人。每次出兵人数，最多的超过万人。 商代后期，战车已成为作战主力。商代战车每辆驾马两匹，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或矛，一人操弓矢。战车两旁和后面跟随着由平民组成的徒兵数十人。这些军队都由商王和卿士所统帅，成为他们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 神职官吏 在商代，有一批神职官吏，如巫在政治上还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巫总管一切“神事”，所有的“民事”又都要涂上“神事”的色彩，所以巫对一切军国政事都能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支配作用。 以巫为首，有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组成相当庞大的巫职机构。有关祭祀的极为繁杂的事务，都由巫职机构经营。 另外，事无大小，都要通过占卜，以预测吉凶，决定行止。商代有很多的卜人、贞人，专管占卜事务。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就是商代后期王室的占卜记录。 吏职人员 由于“神事”笼罩一切，当时的科学文化知识，也都蒙上迷信的外衣，成为宗教职能的附庸。而掌管这些科学文化知识的吏职人员，就是附属在巫职机构之下，直接为宗教服务。 但因他们具有比较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熟悉历史和政务，并擅长于文书，这些都是为王室处理日益繁杂的政务和教育贵族子弟所直接需要的，所以他们逐渐得到王室和各级贵族的重用。 随着文明的发展，他们所职掌的事务日渐繁多，太史、内史、御史等职称不断出现，这样，他们才逐渐脱离巫的附庸地位，成为王室的重要职官。 邦畿划分 商王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 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在一些方国之间比较偏僻的山林之地和方国以外比较边远的地区，分散着一些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部落，这就是商王朝统治地区的基本轮廓。 邦畿之内除王都以外，有不少的城邑为王室的诸子和其他贵族的封地。这些封地和畿外的方国，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 班爵制度，商代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卜辞。班爵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等级，明确了方国的地位，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 臣属之邦 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一切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每一方国，都仿照王室建立地方性的政权机构，组织军队，设置监狱，征收贡赋，直接统治它所属的人民。 众多方国，地位有高低，封域有大小，力量有强弱，差异很大。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就是后世的霸国。它若顺从王室，就能辅助王室镇抚一方，加强王室的统治力量。如果王室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所谓“诸侯畔离”，首先就是由它们开始的，成为地方性的对抗力量。 分散在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它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上也对王室表示臣服，但比一般方国要松散一些。 统治地区 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比夏代有了扩大。它的邦畿东至泗上，西及伊洛，包括大平原的绝大部分。在此范围内，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经过重点发掘，证明是规模宏大的都邑。在其周围的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也发现了不少商代遗址，可能不少是当时畿内的城邑。 畿外的方国，往往与畿内的城邑错杂在一起，不过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如曹、杞、宋、雇、奄、薛、齐、邳、方、盂方、妟（燕）、周等等。 总之，在东至大海，西及陇山，南过淮水，北达燕山，这一大片的中原地区内，不仅有了更多的方国和城邑，而且范围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这就说明商王朝统治的基本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 社会发展 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 殷墟 商代使用的农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农副业发展 主要的农作物如黍、稷、粟、麦（大麦）、来（小麦）、秕、稻、菽（大豆）等，都见于卜辞。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水稻，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也种有水稻。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都嗜酒成风，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稷等谷物，这也是当时农业较为发展的旁证。林木蔬果的生产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蚕桑生产在商代有了发展。不仅蚕、桑、丝、帛等字常见于卜辞，而且在青铜器纹饰中有头圆而眼突出身屈曲作蠕动状的蚕纹，在玉饰中有雕琢得形态逼真的玉蚕，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蚕桑事业的发达。 当时的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已大量地饲养，或供食用，或作牺牲，或用于耕驾。 铸造作坊 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其中，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 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当时，在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 青铜冶炼 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程度。当时，已经掌握了青铜合金的特点和性能，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 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经过化学分析，它的合金比例是：铜84.77%，锡11.64%，铅2.79%。这是长期经验的积累，是不平凡的创造。 铸造青铜器，要经过一系列的工艺程序。除了采矿、冶炼之外，还有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工艺，分工非常精细。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数以千计的大小陶范。大型器物，采用复合范，分成几部浇铸，然后合成整体，铸造工艺相当复杂。 青铜器具 商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常见的礼器、酒器和用具如鼎、鬲、簋、彝、卣、尊、瓿、觥、觚、爵、角、盘、盂等等。还有铜铃、铜铙等乐器。每种器物的大小不同，式样各异，造型都很精美。 器物上的纹饰瑰丽而浑厚，有饕餮纹、夔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等，还有各种表示器物用途的特殊纹饰。有些器物的造型，完全仿动物的形态，如豕卣、象尊、犀尊、龙虎尊、四羊尊等，生动逼真。其中大型器物，如司母戊大方鼎，造型雄伟，为世界所仅见。它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 青铜工具有斧、锛、刀、锯、凿、钻、铲等，与其他器物比较，数量不多。兵器如戈、矛、戚、钺、刀、箭镞等，均有大量出土。 本世纪上半叶在殷墟，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都发现有商代的铁刃铜钺。这说明中国在商代不仅初步认识并使用了铁，而且掌握了锻打和铸接铜与铁的较高的技术。 陶器烧制 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除青铜铸造工场之外，还有烧制陶器，制造骨器、玉器、车辆以及其他各种专业的手工业作坊，手工业的门类繁多，手工业生产已相当发达。但手工业要为商朝国家和奴隶主服务。 商代的陶器烧制业有较大的发展。当时，除各地普遍生产一般民用陶器之外，在王都和贵族都邑里，都有为他们特制各种精美陶器的专有作坊。 代表当时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采用高岭土（瓷土）烧制的白陶。这种白陶，质地硬，烧制温度高，色泽皎洁，形制和纹饰都仿照青铜器，是和青铜器同样名贵的工艺品。 在最近发现的一些殷代遗址，如河南郑州、江西清江吴城、安徽肥西大墩子等地，都出土有用瓷土制胎烧成的原始青瓷。这些原始瓷器，火候在1000℃以上，器身表面涂上一层薄釉，胎质细密，吸水性弱，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点。 丝织产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到商代，丝织物已成为贵族们主要的衣着原料，丝织业已经很发达了。 在一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表面，经常粘附有丝绸残片或布纹痕迹，经过研究，知道当时不仅能织造各种平纹组织的绢帛，而且还采用比较高级的提花技术织成菱形花纹的暗花绸，还有绚丽的刺绣。 建筑技法 商代的都邑建筑，不仅规模宏伟，而且有较规则的布局结构。殷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殷墟的宫殿遗址，大都建筑在夯土的台基上，有范围宽阔的版筑，边线笔直，角隅方正。或以卵石为基，或以铜作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上梁架，覆盖草顶，装上门户。 这种建筑方法，确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在湖北盘龙城发现的商代中期城址，有城墙残基和一座完整的大型宫室遗迹。这座宫室的台基东西长39.8米，南北宽12.3米，四周有回廊，中为中室，顶为四坡重檐，全部木结构，顶盖茅草，为一座大寝殿。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建筑技术的水平。 贩运贸易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 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金属货币 商业的发展，需要通行的货币。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在商代，除了真贝之外，还有骨贝和铸造的铜贝等。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 贝在流通时，有一定的单位。当时以五贝连成一串，合两串为一朋，朋就是比较流行的货币使用单位。由于贝有交换价值，在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以贝作为财富的象征。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的发展还是有限的，在整个的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不很大的。 § 文明传承 甲古文 商朝乐器：青铜铃 殷墟出土的带有文字的甲骨有十多万片，连同其他器物的铭文，约有单字四千多个。汉字的基本结构，如像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都已具备。近些年，在陕蚊椽山周原又发现周早期的带字甲骨，说明甲骨文在当时是商周通用的文字。 商代已有比较丰富的文献典籍。由占卜积累的大量甲骨卜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分。还有专职的史官“作册”，收藏有不少典籍。现存《尚书》的《商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盘庚》三篇是比较可信的篇章。此三篇共有1200多字，语言生动，文字简练，是有关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古代文学的上品。 天象观测 商代继承了重视天象观测的传统，殷墟卜辞就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其中有日月食的记录，对恒星也有一定的认识。特别重要的，是有世界最早的新星观测记录。 商代历法 商代的历法，在夏历的基础上，把中国最早实行的阴阳合历逐步加以调整，使它逐渐趋于完备。依据卜辞所记，殷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而把太阳历与太阴历相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时，就在这一年的年终增加一个13月，叫做“归余于终”，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端。为中国传统历法奠定了基础。 商代乐器 商代已有成组的乐器，现已发现的有陶埙、石磬、铜铃、铜铙、鼓等，反映当时的音乐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浮雕成瞪目张牙的虎形，纹饰与器物浑成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大型乐器，也是一件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雕塑品。 § 都城变迁 商朝青铜爵 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妇好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即祖庚、祖甲的母辈“母辛”，生活于公元前12世纪的前半叶武丁重整商王朝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 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侯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向东下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在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国内商军尽墨，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 疆域划分 商朝势力图 商朝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省西部，东北达到辽宁省，南至江南一带（不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大国，但主要治理区域还是中原一带。始都亳，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称为殷。 § 政治体制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还有大批宫廷侍卫。同时商朝王室还掌握有大批武器和军队，贵族还设立了残酷的刑法和监狱。另外，还使用宗教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商王甚至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 § 经济文化 四羊方尊 工艺高超，是商朝青铜器中的精品 商朝的农业比较发达，可以使用多种谷类酿造酒，已经可以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烧制白陶。由于交换的发达，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国家，由于商王朝商业的发达，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很多，今天商人一词，源自当时周边国家对商朝国人的称谓。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田有比较整齐的规划，农田作物种类有黎、粟、稻、麦，发明了中耕；有蚕桑经营，纺织业有所发展；商代除有六畜外，还驯养了象，畜牧业相当发达。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 科学技术 司母戊大方鼎 商代开始初步掌握了冶铁技术，制陶业、商业也很兴盛。商代甲骨文的发掘证明，商代的文字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天文历法比夏代进步，天象学上也有新的发现，人们发现了火星、彗星，此外还有数学和疾病的记载，音乐的成就很大，出现了专习音乐、舞蹈的乐人；雕塑是商代工奴们最突出的工艺成就。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 法律制度 商殷时期的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田”和“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惟助为有公田”、“同养公田”的“公田”，是由原始公社中的“共有地”演变而来，“同养公田”就是说公社的“公田”由公社农民来集体耕种，“公田”上的收获物就作为交给奴隶主贵族的一种赋税。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滕文公上》）的“助法”。这种助法，按照孟子的看法，就是画地面为井字形，分为九区；八区分配于八家之民，称曰“私田”；其中之一区，八家合力耕作，谓之“公田”。所以，孟子说：“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藉”字应作“耤”，后来误作“籍”。“耤”即“借”字，“耤”（强迫）公社农民的力量来为自己耕种叫做“耤”，字从“耒”即表示其与农事有关。所以赵岐《孟子注》云：“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郑玄注《礼记·王制》中的“公田藉而不税”时也说：“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 法制指导思想 商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在夏朝奉“天”罚罪法制观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 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 因此，执行占卜的神职人员——巫，史等，在商朝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王权神授观下，商朝的法律也都是一“天”与“神”的名义制定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语。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汝，罔有攸赦。”以天的名义对夏进行讨伐。 法制概况 《荀子·正名》中有“刑名从商”，这一论断从一侧面反映出商朝法制应该比较成熟了。 《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与夏朝一样，它也是后继者为了纪念汤，而以汤来命名他们的法典。 除了《汤刑》外，还有《甘誓》 《盘庚》 《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 § 军事发展 商 军事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 “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武器装备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冑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 衰落灭亡 商代奴隶 比干 商代奴隶的名目繁多，被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成批地被驱赶到田野。一般呼之为众、众庶或庶人。 众人除在田间耕作之外，还要在农隙时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商王和贵族们的狩猎和其他各项繁重的劳役。一有征伐，就要随军服役，有时还要随军去远方戍守。 当时的奴隶，一般都有家室。他们世代充当奴隶，必须俯首帖耳地甘作“畜民”。如果稍有不恭，就将被斩尽杀绝。 在称为“百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里，也以奴隶劳动为主。其中有各具专门技艺的工匠，地位可能稍高一些，但是他们也被用于赏赐、赠与和交易，没有独立的人格。大多数从事繁重杂役的人，则被视为牛马。 在畜牧中，有牧人、圉人等牧放和圈养牲畜的奴隶，即所谓“皂隶”。 奴隶管理 商王和各级奴隶主贵族都有臣、妾、僮、仆、宰、奚等大批的非生产性的奴隶，广泛地使用于家内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奴隶除了负担极为繁重的家内杂役之外，有时还要直接为奴隶主贵族生产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地位比一般众庶更为低贱。 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奴隶主贵族有时还要给奴隶带上刑具。在殷墟出土的三个奴隶陶俑，手上都带有木梏。 残酷的奴隶主把奴隶视若牲畜，奴隶不仅平时像牛马一般地从事繁苦的劳作，而且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被用作牺牲。在殷墟以及其他各处的商代遗址墓葬所发掘出来的关于人祭和人殉的遗迹，充分暴露了商代奴隶主阶级的残暴性和奴隶制度的罪恶。 人殉人祭 商代的祭祀名目繁多，用作牺牲的奴隶数目，是无法计算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已著录的一部分甲骨资料中，有关人祭的卜辞达1992条，其中以武丁时期为最多，有1006条。用作牺牲的奴隶共有902人，还有531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是500人。由此可见商代人祭的数量之多。 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墓区东侧发现了一个祭祀场所，面积约有数万平方米。在发掘的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了191个祭祀坑，发现有1178具用作牺牲的奴隶遗骸。其中一部分是男性青壮年，还有成年女性和少儿。 在殷墟洹北的侯家庄西北冈和武官村一带的商王陵墓里，所清理出来的人殉人祭的遗骨，每一墓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最多的达千数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人殉和人祭，在商代是普遍存在的。 集团矛盾 商代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加剧，特别是祖甲以后，王权与贵族权势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矛盾，到商王纣时发展到极点。如贵族微子、箕子、比干等人同纣对立，反映了商王室同贵族之间的矛盾。 从商王朝建立以来，奴隶群众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奴隶逃亡，是反抗斗争的主要方式。奴隶逃亡现象的日益严重，加重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现象。 在当时的劳动生产者中，平民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奴隶制国家和各级贵族的压榨之下，他们不是破产负债，就是触犯了法网，随时都有被罚为奴隶的危险。特别是在武丁、祖甲以后，更加重了对一般“小人”的迫害，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斗争，使得统治者难以长久在位，在位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十年。 残暴统治 商代后期比较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到商王纣（帝辛）时，就更为激化了。在统治阶级内部，他要削弱一些贵族的权势，遭到强烈的反对，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许多人叛逃他处，大大削弱了他的统治力量。 后世对于商纣的残暴事实，可能有夸大之处。但他和夏桀一样，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则是无疑的。他自恃才智，好酒淫乐，在即位之后，就扩大殷都，大修离宫别馆，称为朝歌。 商纣又“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极力加强搜刮。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他又滥施酷刑和屠杀。但是这只能越来越强烈地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 王朝灭亡 在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各地诸侯纷纷叛离，周边各部也乘机内侵。为了转移人民群众和一部分贵族的视线，商王纣决定对周边各部用兵。 纣王先集中兵力向黄土高原上的西北各部展开进攻，接着就回师东向，全力进攻东夷。东夷各部虽被平定了，但是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加剧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穷兵黩武的结果，只是招致了自己的灭亡。商王朝由汤开始建立，到纣灭亡，一共传了十七代，三十王，存在了大约六百年左右。 § 君主世系表 契 (前2257年---前?) 昭明 (前?---前?) 相土 (前?---前?) 昌若 (前?---前?) 曹 (前?---前?) 冥 (前?---前?) 商高祖(王亥) (前?---前1972年) 王恒 (前1971年---前?) 上甲微 (前?---前?) 报乙 (前?---前?) 报丙 (前?---前?) 报丁 (前?---前?) 示壬 (前?---前?) 商夔宗(示癸) (前?---前?) 商太祖(商汤) 子天乙 (前?---前1589年) 商代王(太乙) (前1588年---前1588年) 1年 商哀王(外丙) 子胜 (前1588年---前1587年) 2年 商懿王(仲壬) 子庸 (前1586年---前1583年) 4年 商太宗(太甲) 子至 (前1582年---前1571年) 12年 商昭王(沃丁) 子绚 (前1570年---前1542年) 29年 商王(太庚) 子辩 (前1541年---前1517年) 25年 商元王(雍己) 子密 (前1499年---前1487年) 13年 商中宗(太戊) 子伷 (前1486年---前1412年) 75年 商孝成王(仲丁) 子庄 (前1411年---前1401年) 11年 商思王(外壬) 子发 (前1400年---前1386年) 15年 商前平王(河亶甲) 子整 (前1385年---前1377年) 9年 商穆王(祖乙) 子滕 (前1376年---前1358年) 19年 商桓王(祖辛) 子旦 (前1357年---前1342年) 16年 商僖王(沃甲) 子逾 (前1341年---前1337年) 5年 商庄王(祖丁) 子新 (前1336年---前1328年) 9年 商顷王(南庚) 子更 (前1327年---前1322年) 6年 商悼王(阳甲) 子和 (前1321年---前1315年) 7年 商世祖(盘庚) 子旬 (前1314年---前1273年) 42年 商章王(小辛) 子颂 (前1272年---前1270年) 3年 商惠王(小乙) 子敛 (前1269年---前1260年) 10年 商高宗(武丁) 子昭 (前1259年---前1201年) 59年 商后平王(祖庚) 子跃 (前1200年---前1190年) 11年 商世宗(祖甲) 子载 (前1189年---前1157年) 33年 商甲宗(廪辛) 子先 (前1156年---前1153年) 4年 商康祖(庚丁) 子嚣 (前1152年---前1145年) 8年 商武祖(武乙) 子瞿 (前1144年---前1110年) 35年 商匡王(文丁) 子托 (前1109年---前1097年) 13年 商德王(帝乙) 子羡 (前1096年---前1076年) 21年 商纣王(帝辛) 子寿 (前1075年---前1046年) 30年 § 相关评论 西方历史学者一般认为，商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只是中国传说中的朝代，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历史上夏朝的存在。按照他们所定的历史时代标准，中国的历史时代最多只能从商朝的甲骨文发明（前1556年）算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时代最多只有3600年，而不是中国学者所说的4000年（因“信史”(历史时代)的定义是指从有文字发明时起算）。 不过有学者指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之前，这些学者同样认为商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使得商朝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学者再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了，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蛮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发达的文明。 这些文明后来皆融入华夏，或被华夏征服，由于没有文字遗留等原因，其事迹大多也不被后人所详知。依据中国正史的记载，自黄帝开国以来的历史，虽至西周年份不详，但世系清晰。司马迁曾言，“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此，中国历史，自黄帝始，有“上下五千年”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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