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周扬 |
| 释义 | § 人生经历 周扬与前妻的儿子周岳周扬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长沙读中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中学毕业后，周扬来到上海，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1927年周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日留学。在日期间，周扬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后因参加左翼运动被日警察逮捕，1930年回国。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周扬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进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 1931年至1932年，在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莲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1933年4月号《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论述了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了艺术需要形象思维的观点。随后，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也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伟大的恋爱》、《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短篇杰作选》、《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 1936年，解散“左联”解散，“国防文学”口号提出。1937年秋，周扬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负责延安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周扬任侯补理事。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1954年，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 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出狱后，周扬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 [1] § 周扬与冯雪峰 《周扬与冯雪峰》冯雪峰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描述这次历史的会面。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 文学论争 周扬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扬在“文革”前夕作了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五次大论战、大批判：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六十年代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五次大论战，周扬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的总结者。建国以后周扬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与他在这五次大论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文革”中周扬被揪出来，被囚禁，首先一条罪状，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接着就是清算他在建国以后五次大论战中的作用。他作为这五次批判的指挥者和总结者，被称为是伪装革命的一面，而他在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后所做的政策调整性的工作和文艺建设性的工作，则被称为是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的一面。《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文章的标题，也是“文革”中对周扬的结论。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艺界各种场合，周扬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原谅。但是，有些人则对他始终不肯谅解。复出后的周扬，很快重新担任了中宣部的副部长，重新主管文艺工作。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周扬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致力于重新调理被“四人帮”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艺队伍，反思“文革”前“左”的错误。作为这种反思的一个成果，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有不少赞成者，也有许多批评者，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由此引起了又一场大论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论战。 周扬作为论战的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的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这使晚年的周扬，又成为一位有争论的人物。胡乔木发表那篇批判文章以后，写了一首诗送给周扬。诗分两段，第一段是作者问剑，第二段是剑的回答：“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这首诗遭到许多人的非议。 § 文化界整风 周扬与毛泽东严文井指出，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周扬在意保持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力。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尤其1964年6月27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中宣部和周扬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在全国文联各协会系统和文化部开展党内整风。中国作家协会当然是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周扬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和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如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文艺报》还自打板子，发表“读者来信”批评1962年发表的对推动创作效果很好的《题材问题》专论（这篇专论是张光年撰写的）。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 § 抗战前上海生活 周扬(左一)与郭沫若(右一)、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的合影1930年周扬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1930年一直到1935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1000元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80元。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1927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夏衍回忆说：“1930年他（指周扬）只有22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王作民回忆：1933—1934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1934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1935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7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20元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50元。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800元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才好转些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12人从上海奔赴延安。 § 晚年家庭生活 周扬与苏灵扬周扬的第一个夫人是地主的女儿，喜欢打牌。后来回湖南，死在那里。他们有三个男孩。老大周艾若在家乡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组织，解放后还坐过监狱。另外两个儿子是在第二任妻子苏灵扬身边长大的。苏灵扬对前妻的两个孩子都对这两个挺好。“文革”后补发工资，苏灵扬分别给前妻和前妻的孩子留出一份。但苏灵扬也很天真，阶级性很强，所以不让周扬和周艾若来往，周艾若也为此对继母意见很大。五六十年代，周扬家里经常收到从监狱寄来的信，写着让周扬转给周艾若，苏灵扬便不让周扬看到。要是周艾若一到家里来，她就让周扬秘书赶快把文件收起来，说：“不要让人看到。” § 人物评价 周扬作品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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