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堂会 |
| 释义 | § “堂会”的定义 “堂会”是清代梨园界的自我命名堂会 喜庆堂会是旧时戏曲界在社交当中的一种演出形式，是一种“社会应酬”。当年，除寿庆堂会外，常见的还有小孩弥月（满月）堂会、酬神堂会（如旱年祈雨，“应验”之后唱酬神戏）以及官场上的团拜堂会等等。 堂会并不是什么“官俗”，它不是从封建时代国家典制脱颖出来的，堂会乃是地地道道的民俗。当年，民俗官用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正是民俗得以“合法”流传的条件。堂会也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专利品，也就是说，堂会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官僚阶层才能举办的活动。有人说，在喜寿事上办堂会是富人的举动，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办堂会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民间的喜寿庆典一向是富有富的办法，穷有穷的办法。作为堂会来讲，富户唱大戏（京剧、昆曲），小康之家唱小戏（评戏、河北梆子）或大鼓、单弦加上杂技，谓之“什样杂耍”，中下等的平民阶层唱十不闲———莲花落或演场影戏，贫苦市民则可以从街头请两位盲人，唱上半天小曲。所有这些通称为“堂会”。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渲染、烘托喜庆气氛，为被祝贺者讨“口彩”、取吉利。其次是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让他们尽情娱乐，对他们的盛情表示答谢，以敦睦感情，以利于日后在事业上共同开拓进取。 § 起源 堂会堂会起源很早，在中国戏曲诞生之前，官民上下即有类似的演出活动，但堂会的称谓则约在清中后期才逐渐被梨园界人士叫开。“堂会”一词是艺人自我命名、自我叫开的，并非行外人、局外人给强加的。但不管是谁给起的名字，都丝毫没有贬低艺人身份、“不尊重艺人”的意味。解放后，笔者也从不曾听过这种议论。前几年，我与北昆剧院张卫东先生合写了《喜庆堂会》一书（学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遍查有关资料，也未发现有这种记载。 近期看到有评论者仍提新时期出现的堂会“是对艺人的不尊重”，其大致是受了上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总之，堂会谈不到对艺人尊重与否的问题。相反，我认为，正视我们的民粹，珍视我们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复兴现象，并加以承继和研究，以“仁者”之心评论客观事物，似乎更为可取。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有买的就有卖的，市场的需要就是派工令。有人愿意看，艺人愿意演，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两厢情愿。演唱者和观看者同是娱乐，大家一起玩玩，有何不可？至于这种演出叫什么名目，那是个人的自由，用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堂会一词并未有何不当。 § 私人的欢娱 堂会生来就是为私家准备的，它提供的是私人的欢娱，专场的盛宴。 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强调组织生活，使得许多私人的活动都被抑制，堂会基本处于地下状态，人们只能偷着找乐。 如今，当一部分演员从体制里走出来变成自由身，一部分消费者从公共组织的娱乐项目疲劳退场，双方一拍即合，我花钱，你演出，堂会在争议声中变脸复出。 10岁的王洁(化名)像模像样地端坐在舞台后的化妆室里，任凭演员们给他描画着脸谱。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戏，扮演京戏《金猴献寿》里的猴王，而且是演给奶奶和亲戚朋友们看的，所以掩饰不住地急不可耐。和他一起演戏的是另外一些专业演员。少时，王洁被扮成小猴王模样，全身披挂踩着鼓点被众演员簇拥向前台，又被演员们抬起来，走到台下，将手中的寿桃献给了李奶奶。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李奶奶笑呵呵地给演员们递上了红包。此时是李奶奶80岁大寿，这些演员是专门给她演堂会贺寿的。 不久前的2004年11月，以“星期五相声”闻名的北京红馆演艺工场，申请注册“堂会”演出服务商标，并被国家商标局顺利受理。紧接着12月初，红馆就推出了堂会服务，李奶奶由儿子张罗，在红馆办了一场。 § 堂会重现北京 坐在前排中央的李奶奶这一天成为了众星捧着的月亮，在其身后分桌坐着30多个亲朋好友，台上寿桃、花篮、大红的祝堂会寿条幅处处洋溢着对这位老人的美好祝愿，台下服务人员忙着斟茶、添瓜子、分红枣，而堂会主持人和演员则“李奶奶长，李奶奶短”地吉祥话一串串往外抛。 第一个节目是相声接龙，李奶奶拣了一个“忠”字，演员张嘴就来，“忠孝两全、全心全意、一往无前、前来祝寿、寿比南山”，掌声起，演员顺势给李奶奶磕了个头，祝她健康长寿。而号称“李本山”的演员模仿秀几可乱真，且唱且舞，“二人转走到北京，给李奶奶庆祝八十大寿，没别的，就是使点劲。”本家觉得不过瘾，有人要求“来点真格的”，于是上演了“猪八戒背媳妇”。瘦本山一举扛起了胖搭档，大步绕全场跑圈，气喘吁吁、分外卖力，本家立即塞给他一张百元钞票。 堂会从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节目还有川戏变脸、评戏《花为媒》、《刘巧儿》等。演完后，盛妆的演员分头与老奶奶合影。 “堂会”是旧社会家里有喜庆事邀请艺人来举行的演出会，主要在有钱有势的“大宅门”内盛行。如今，堂会复出，立刻引起了一些敏感人士的注意。 红馆负责人阎洪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早在注册堂会之前，他们已经承办过类似的私家演出。当时大家觉得叫“走穴”不好听，于是索性就叫了堂会。他们认为这种叫法，既让自己“师出有名”，还能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商业演出的理念推广。 红馆的目标定位在喜庆市场，比如个人婚庆、寿庆，以及企业招商会、庆功会和联谊会等。消费者既可以指定演出地点，也可以在红馆包场，个人堂会的基础报价为每场5000元。目前，红馆的堂会服务以旗下的签约演员为主，如果本家想邀请名人，收费则要另行商量。不过阎洪春表示，只要演员是有价的，本家又出得起这个价钱，应该都可以邀请得到。目前，要求大腕演出的人并不多，他们曾请到的较有名气的歌手是周彦红。 “请大腕并不实惠，名人事多，未必尽心。”碰巧成为红馆“堂会消费第一人”的刘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戎从事古建生意，今年30岁，刚在红馆花一万多块钱办了一场庆祝乔迁的堂会。他觉得堂会比卡拉OK新潮，还有面子，“那是自娱自乐，这是人家专门演给你的，不一样！”刘戎坦言堂会能够满足虚荣心。只是通知朋友的时候有些烦，不少年轻人压根儿不晓得堂会是怎么一回事，“来了就知道了！就是玩！”刘戎不得不一一解释。多少让刘戎有些意外的是，乔迁的主题最后让位给了他80多岁的奶奶，堂会全都绕着奶奶转了，“她兴奋了一个礼拜，现在高兴劲儿还没有过呢！”刘戎决定，待到奶奶90大寿的时候，还要风风光光给她办一场堂会。刘戎的同事也预备尝尝堂会的鲜。 “堂会消费者还是以年轻人居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阎洪春介绍，截至2004年圣诞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馆演出了40多场堂会，最多的一天演了十多场。客户中三成是个人，七成为企业，在一场企业堂会里，其老总粉墨登场，饰演虞姬，与专业演员同台竞技，过足了票友瘾。 § 纯粹的私家娱乐 与旧社会时相比，堂会复出后，其平民化、娱乐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首先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发源于戏曲的堂会现在逐渐将戏曲变成了一个龙套，成为热闹气氛的陪衬。在四川堂会上，传统川剧只留下了变脸、吐火、滚灯等热闹节目，鲜有本家点唱川戏；而比戏曲娱乐性更强的曲艺则在变脸中占了上风，目前兴盛的堂会大多以曲艺为主。不过，闫洪春介绍，从红馆来看，流行歌舞才是现代堂会的主角，只有本家有年龄稍大的亲人，才会考虑增加传统节目。 纯粹强调娱乐性的现代堂会重表象而不重内里，这种堂会复出是浅层次的”，北方昆曲剧院演员张卫东说。张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堂会。 他说，最早的堂会作为一种应和酬答的礼仪，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一个仪式。堂会的精神是礼数，承担着忠孝等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玩赏找乐。而现代堂会不再讲究礼制，怎么热闹怎么来。 § ‘泛堂会’ “如今的堂会顶多叫‘泛堂会’，是社会转型中的权宜之计，借着旧社会时起的名称，引起大家好奇，是个乐子，但已不可与真正的堂会相提并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这样评价现代堂会。他以京戏堂会举例，过去一场高质量的堂会往往是各大派别名角荟萃，常有冷门出新之举，而观者均是社会贤达，属于最有文化的戏迷，演员磨合出了在戏园子里演出时强求不得的高境界，消费者则最大可能地领略了京戏的妙处，相得益彰；有的就此制造出了京戏史上的“绝唱”。比如著名票友张伯驹在其四十大寿的堂会上，居然请来了名噪一时的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等名伶，一开场的“四将起霸”简直是空前绝后。 与之相比，现代堂会就简陋多了。单就演出的地点而言，昔日的大宅门已经成为遗迹，红馆“堂会第一人”刘戎家里有160多平方米，但是仍然不够堂会的表演要求。如是，直接在红馆包场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使得堂会规模大同小异、特色很少。而演员不要说名角聚集，连有名的人都为数不多，特别是戏曲演员。演堂会的评剧演员王婧，在单位演出里是众多群众演员的一分子，而目前堂会所请的戏曲演员大都以她这样刚参加工作还未成名的演员为主，或者干脆请戏校的学生，价格更便宜。王婧道破原委，堂会真要请今天的所谓名角儿，一是主家有可能出不起名角儿的价码，二是名角儿已经做不到当年的家喻户晓了，底下观众不认识会让他很没面子，更不用指望相互间还能够交流，达到一个艺术共鸣的完美状态。 她自己摸索的堂会演出经验，就是尽量“随意”。她回忆自己第一次演堂会的情形，太拿着劲，像在剧场演出那样高度认真，结果反而“过”了，在堂会的气氛里显得很别扭。 对于新堂会与旧堂会大相径庭，闫洪春总结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