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大东合邦论 |
| 释义 | § 樽井藤吉 “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但年轻时即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樽井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写好了《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不无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樽井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支那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1910年该书再版，再版本于初版本稍有添削，但内容基本相同。 § 大东合邦论 《大东合邦论》十六章，包括《序言》《国号释义》《人世大势》（上、下）、《世态变迁》（上、下）、《万国情况》《俄国情况》《汉土情况》《朝鲜情况》《日本情况》《日韩古今之交涉》《国政本源》《合邦利害》《联合方法》《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等。《大东合邦论》的基本主张是，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支那（中国）“合纵”，应当与朝鲜“合邦”，统一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大东”，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樽井认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和“亲和”两种不同的形态。在欧洲那样的“异种族混合”的社会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是自然的，“竞争”也带来了西洋文明的发达。但是，在东洋这样的统一的“单一种族繁殖”的“黄人”社会中，“竞争”是有害无益的，而应该奉行与“竞争”相对立的“亲和”原则。樽井把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民族都看成是“单一种族”。当然他所谓的“单一种族”，绝不是科学的民族学的概念，而只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众所周知，单一民族的标志不仅仅是肤色，还有语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区域等多种复杂因素。樽井把欧洲说成是“异族混合的社会”时，没有考虑欧洲是“白人”的社会，而在把东亚说成是“单一种族”的时候，却仅仅以“黄人”的肤色为根据。他坚持这一双重标准，目的显然就是要说明东亚是“一种族”的，因而有着“亲和”的基础。他在《世态变迁》（上）中写道： 凡社会由一种族成者，亲爱之情为厚；亲爱之情厚，则伦理自存。伦理存，则和顺之习成性，和顺成性，则尊父老；尊父老则裁制者起；裁制者起，则协力分劳；协力分劳社会因以创焉。故社会以一种族成者，其秩序自成族制；族制既定，则人民自治。而自治所重在教化，不在法律也。故汉土上古，以无为治天下。 既然是“单一种族”，就需要“亲和”，而“亲和”的结果，就是要“大东合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樽井藤吉提出了“大东合邦”的构想。他提出了“大东合邦”的两个步骤。第一就是与朝鲜“合邦”，第二是与中国“合纵”。 关于与朝鲜“合邦”，樽井藤吉认为，为了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的控制，必须把朝鲜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使其与日本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在序言中指出：“日韩合并之事，假令不成于当日，而他日岂无合同之机哉！就宇内大势而察之，二国各自独立者，非千岁之长计也。”关于与中国（樽井有时称“清国”，有时称“支那”）的“合纵”，樽井在《论清国宜与东国合纵》一章中说：其实大东合邦，应该包含清国，但清国太大，并非仅仅依靠协议就可以合邦，何况境内之鞑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从。所以现在只能指望与清国“合纵”。即使日本与清国难以“合邦”，也可以先实现“合纵”。这种“合纵”是“大东合邦”的基础，而“合纵”则对清国极有必要，他认为“清国今日之忧，实在西南及北方，倘失策于东方，则四面皆敌也”，清国面临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而清国只有与日本联合起来，才有能力抵抗西方的侵略。而且“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巩固，则〔汉人〕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樽井认为，“合纵”应该以日本为主导，因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成了先进国家。而清国则不然，樽井在《汉土情况》一章中，列举了“支那”的九条坏处，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与西方人签订不平等条约，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开了一个“恶例”；而“我国欲除此恶例，使我同种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顾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让香港，使英国人有了进一步侵略东方的根据地，必殃及东方各国；清廷屈服俄国压力，使俄国势力侵入黑龙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鲜增添了北方的忧患；清廷将藩属国越南拱手让给法国，使法国人得以利用越南与东方同种各国为敌；清廷没有对缅甸采取应有的怀柔措施，致使缅甸为英国人所据；清国盗贼横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鸦片，女人愿裹小脚，思想拘束，学问不长进……如此等等。总之，他认为清国惰弱顽钝已成积习，一旦为白人所据，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国长计，在使其不足恃者为足恃……大东合邦，清国有益无害……日韩致盛大，则是为清国之强援也”。在他看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以日本为盟主，建立“大东国”，对清国和朝鲜都有好处。樽井强调“大东合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方的入侵，在《世态变迁》（上）中，他说：“今日百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赢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他强调，现在是世界剧烈竞争、优胜劣败的时代，“且竞争剧，则优胜劣败亦甚速。犹春秋之列国，遂为七雄，七雄亦不久，遂为秦。呜呼，东亚诸国不讲使彼不得为秦之策，则彼遂为秦矣”。 樽井的“大东合邦”论，不同于维新前上述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论，相反，却是以儒家的教化、德治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它与佐藤信渊的武力犯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但它比起佐藤的理论，更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他的建立东亚强盛国家以与西方相抗衡的观点，对后来日本的侵华理论影响甚大。樽井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而后来的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理论主张，都与“大东合邦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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