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叶子龙 |
| 释义 | § 生平 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加入共青团，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役；1932年初，调红一军团总部任译电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调到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科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0月，调中央军委机要股任译电员，次月调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参谋、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1936年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毛泽东秘书；1942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1947年3月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参谋长；1949年3月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 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74年7月任北京市机械局副局长；1979年5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叶子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2003年3月11日19时10分，叶子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1] § 重要经历 早年 任弼时和叶子龙在延安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在其少年时代，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30年8月，经本乡井泉村一位叫卜三的共产党员介绍，他与家乡的另外四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一起，辗转到了株洲，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名字，他们建议叶良和也换个新名：“你叫赵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三国’里的大英雄。”“那就叫子龙，还姓叶吧。”于是，叶子龙这个名字一直沿用。 参加红军 1930年8月,叶子龙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黄公略领导的红6军某机关枪连当战士，红6军宣传员，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役。 1932年初经过短期培训，调任红3军政治委员办公厅油印员，红3军司令部译电员，红11军第31师译电员，1933年10月任新成立的红七军团总部译电员。 1934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科员，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技术书记，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机要股股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刘三源）译电员。[2] 与毛泽东 毛主席与叶子龙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 发明“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 “窃听器事件” 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3] § 评价 2003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配发的评论说：“叶子龙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本色，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和爱戴，是北京市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干部。叶子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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