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吕恩 |
| 释义 | 吕恩 - 简介 吕恩 吕恩中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江苏省常熟人。 1938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1年毕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从事话剧、电影演艺事业。建国后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一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一些电影作品。其中，她创造的蘩漪（话剧《雷雨》）、马聂法（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白口袋（电影《骆驼祥子》）等形象，是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由于“文革”中常在太阳下暴晒，1973年吕恩得了“红斑狼疮”。治愈后，吕恩便告别了舞台。 从演《清宫外史》的瑾妃起步，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演过又老又丑的妓女。别人以为演这些角色有损个人形象，吕恩不管这些，她认为有兴趣的就演。她也挑过大梁，解放后话剧《雷雨》中的繁漪、《伊索》中的梅丽达、《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的巫婆马聂法等，虽戏份不太重，但鲜活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论家说“她的戏的特点是没有戏的痕迹”，足见功夫之深。[1] 吕恩 - 经历 1942年，吕恩在《牛郎织女》中饰王母娘娘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张骏祥老师和曹禺老师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是同学也是好朋友，都热爱话剧。抗日战争前几年，骏祥老师考取了公费留学，去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专攻导演和舞台美术两门专业。曹禺老师留在“清华园”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雷雨》，以后受聘于南京“国立剧校”(后改为国立剧专)。抗日战争开始，曹禺老师随“剧校”西迁，先到长沙再去重庆，1939年初，为躲避日机轰炸又迁到长江上游的川南小镇江安县城，在那里教书，当校务主任。1939年秋，曹禺老师知道张骏祥老师学成归来，专程到重庆迎接骏祥老师，他们在返回江安途中，坐在长江轮船的通铺上两天两夜，彻夜长谈，谈友情，谈爱好，谈未来……他俩的友谊持续几十年一直到离世。 张骏祥老师来到川南江安小镇上的“国立剧专”当我们第四届学生的班主任(当时在校学生只有第三和第四两届，第三届黄佐临老师曾经当过班主任)，教“导演”和“舞台美术”两门功课，还给学生们排戏，在实践中教学。吕恩就在那时认识骏祥师的。那年正是深秋，骏祥师给人的印象，总是衣冠楚楚，穿一条西服裤子，穿一双皮鞋，外面罩一件呢子大褂，戴一副眼镜，嘴里老含一个烟斗，高高大大，仪表堂堂，和曹禺老师的穿着随便，形成鲜明对比。骏祥师上课严肃认真，每次讲完课，总要留些作业，下次上课他来检查讲评。有一次一位同学病了，留的作业没有完成，骏祥师不知道他有病，当场训斥了他，他一时无法申辩，紧张得直出汗，把他的疟疾吓回去了，当天他没有发烧。从此成为佳话在学校里传开了，同时骏祥师的严厉也传开了。的确骏祥师对教学非常负责，看到了错误就会不顾情面地训斥起来，大家对骏祥师是又尊敬又害怕。 他坚定了我的决心和信心 “国立剧专”共读三年，头两年不分科，最后一年分专业，当时分四科：表演、导演、编剧、舞台美术。吕恩读完了两年，放暑假无家可归(吕恩的家在沦陷区江南)仍留住学校。那时放假了，老师和学生不分彼此经常在一起玩儿，有杨村彬、王元美老师、吴晓邦老师、张骏祥老师等等，我们有时到江边的沙滩，有时在竹子林里野餐，有时去小河里游泳。一次吕恩谈起下学期就要分科了，吕恩想选编剧科目，“为什么不选表演？”骏祥师问。吕恩说：“我是南方人，普通话说不好。”张老师严肃地同我谈话开始了，他说：“我是你的班主任，我有权建议你选表演课，第一你长得高，在舞台上出形象，能演的戏路子也较宽。第二语言不好可以学，以后多注意北方同学说话，不要老和你的老乡说家乡话，从今后听你说南方话就要罚你。第三你的表演我们清楚，你在《蜕变》中演的‘伪组织’是可以的。”不久，我匆匆离开了江安没有再回去，但是坚定了我当演员的决心和信心。 他领我登上了重庆舞台 1940年的冬天，骏祥师离开江安到了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他约我们在重庆见了面，他说他来“中青”主要看在“中青”有自己的剧场，有了剧场便有了用武之地，演出方便。他要组织以“剧专”学生为班底的全套人马。现在刚开始筹备，以后要你们大家都来参加。他已经带来了几位三届毕业的同学。 1941年8月，重庆正遇到日机七天七夜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吕恩在重庆南岸躲警报，接到一封来信，是骏祥师要我参加“中青”。当晚我就动身过江，走了一夜到黎明才找到重庆郊区的覃家岗“中青剧社”报到。骏祥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来呵！你知道我给你写了多少封信？”吕恩说，我就收到这一封信，当夜立刻就赶过来了。他说：“那你先眈着吧，演员名单昨天已经公布，你去看外面的布告栏。”我看到公布栏中公布了曹禺新编的剧本《北京人》的演员名单，导演张骏祥。我是失之交臂。这出戏在1941年雾季重庆舞台上演出，除了外请的两位著名演员外，全是“剧专”的学生。编剧好，导演好，演员配搭整齐，引起了戏剧界的重视，在观众之间好评如潮。骏祥师非常高兴，说：“这次演出，我把四位无名的学生送上了舞台，那是说：演曾思懿的赵蕴如，演曾浩的沈扬，演江泰的耿震和演陈奶妈的傅惠珍(以后他们都成了舞台上的有名演员)。他们演得好，观众会记住他们的。我要把我的学生一个一个都送上舞台，你们好好演戏。” 1942年夏，复排《北京人》的时候，吕恩和同学方琯德才有机会补进《北京人》的演员名单中，他演曾霆，吕恩演曾瑞贞，和张瑞芳(演愫芳)、江村(演曾文清)大演员同台演出。骏祥师导演。他非常注意全剧的节奏，高潮；每幕戏的节奏高潮；要求演员怎样一步一步爬向高潮。我在这戏中学会了如何控制感情和积累感情，使我受益匪浅。吕恩演出了这个戏后，认识了很多文艺界的前辈名人，他们都很爱护吕恩，说我是舞台上出现的新人。以后我在名导演洪深、章泯、贺孟斧、应云卫、沈浮、马彦祥等老师的戏中都演过角色，而我在骏祥师导演的戏中演出最多，如《蜕变》《北京人》《安魂曲》《牛郎织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使吕恩走上了专业演员的道路，几十年都生活在舞台上一直到离休，是骏祥恩师指引我的，也给了我机会。 他引我走进了电影之门 抗战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了上海。1947年初春，骏祥师写了一个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妻子(五子登科)，大打出手的电影闹剧，名叫《还乡日记》，由他自任导演，约吕恩参加。吕恩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想要拍电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看我不出声，就说：“这部电影除了白杨一个人有拍电影经验以外，其余的都是第一次参加，包括我做电影导演也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商量着办。”我说演话剧是联贯的，电影是分场拍的，我怕掌握不好情绪。他说没有关系，吕恩可以先给你们一场一场地排演，然后分镜头拍摄。戏中主要有两个女演员，白杨演在大后方工作回乡的文工团员，和耿震演一对，我演小桃，是被人家接收的汉奸老婆。 拍我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室内卧房中，我们先把戏排了一遍，就分镜头开拍。当导演喊，预备！开始！在我面前忽然有一块木板叭的一响，把我吓了一跳，顿时说不出话来。导演过来讲，这是拍板，是剪接镜头必须的记录，每个镜头开拍前一定要先拍一下的。导演又重喊预备！开始！拍板在我面前一响，我的心还是一跳，依旧说不出话来。导演马上又喊停止。吕恩想被浪费了不少胶片，一定要被导演训斥了，可导演没有过来，吕恩看他和剪接人员在那里交谈什么，一会儿他过来对我说：“这样吧，我一喊开始你就演戏，吕恩喊结束后再打拍板，让你的镜头倒过来接，吕恩和剪接人员他们说好了，他们同意。”吕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这样拍成的。几十年过去，吕恩还是要感谢那部戏的剪接同仁，他们帮了吕恩大忙，吕恩更要感激骏祥师，他懂得演员的心理，他当时没有骂我，是保护了吕恩脆弱的感情，他知道在现场(不是排练场)骂是出不来戏的。 1948年我们都在香港。吴祖光利用一篇解放区的中篇小说《脱缰的马》改编成电影剧本名叫《山河泪》给香港永华电影公司，其中一个主要角色玉娃(嫂子)请白杨来演。白杨看了剧本，提出要演玉娃的小姑子，玉娃成了空缺，时间紧迫老板着急，骏祥师向老板推荐，说：“我推荐一个人(用手指着我)，就是她，你们对她不熟悉，她在电影界没有名气，她是话剧演员，在舞台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她是我的学生，我了解她，她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吕恩可以担保。”老板听了骏祥师的话，向我看了又看才对骏祥师说：“你是我耶鲁的校友，我相信你。”让吕恩第二天去签合同。骏祥师嘱咐我，去签合同时，什么都不要说，你只管好好演戏，其他的事儿都由他去办，他做我的担保人。这部戏的男主角是陶金。《山河泪》结束不久，骏祥师的电影《火葬》就开拍了，起用的演员还是白杨、陶金和我等。我演一个乡镇上的妓女叫黑翠，和《山河泪》中的玉娃(善良的农村妇女形象)反差很大。吕恩演第三部电影《虾球传》时(吴祖光根据东江游击队的作者黄谷柳先生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春风秋雨》改写的)，老板亲自来找我要我演剧中的“蛋家妹”——阿娣了。可惜这几部电影都没有被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进去。 1946年到1949年间，上海文艺界受政治迫害严重，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香港，如欧阳予倩、阳翰笙、夏衍、吴祖光、张骏祥、章泯等等名家，演员更多，在香港电影界，他们拍了很多较好的电影，都没有被收藏，缺了一个方面，遗憾。 全中国解放了，大家都回到了祖国内地，骏祥师在上海，吕恩定居北京，我们分开了但不影响我对骏祥老师的怀念。 人们都说骏祥老师厉害，谁都怕他。是的，他对工作要求严格，尤其对时间观念要求特别准确，和他一起工作，他要求各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都要事前做好，他自己以身作则准时进场等着。他让剧务发通知单给工作人员、演员，总写上你几点几分进场，进场时间，各人不同。如果有人迟到，他就不管你是谁，一律不讲情面地训斥，说他一人迟到要影响浪费多少人的时间?!严重的还会把他撤换掉。这是他对工作负责，并不等于没有感情。 他一直保护着好友曹禺 曹禺老师离开江安带着邓译生(后来的夫人)到重庆，因他和原夫人郑秀没有离婚，住处不公开，只有骏祥师和极少几个人知道。骏祥师要按月派一位可靠的学生给曹禺老师送生活费或演出费，我们谁都不知道曹禺老师住在哪里。抗战结束后到了上海，也是如此，直到全中国解放，婚姻法公布，曹禺的婚姻成了问题，此事不解决影响曹禺出来工作，还是骏祥师和欧阳予倩先生两位去说服郑秀师母，说曹禺背了婚姻问题包袱，不能出来工作是可惜的等等。郑秀仍爱着曹禺师，为了成全曹禺师的前途，才忍痛同意离婚(以后她终身未再嫁)。骏祥师说过“家宝(曹禺的学名)就是会写戏，让他好好写，别的不要去干扰他”。曹禺写《蜕变》《北京人》的时候，骏祥师和曹禺老师同在江安，经常《在一起深谈。曹禺师写《家》的时候为了有个安静的环境，是住到骏祥师重庆郊区唐家沱租用的房子里写出来的。 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我有位同班男同学跟骏祥师工作多年，他和一位女同学谈恋爱已经多年，大家也都知道，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突然她和另一位同学结婚了，男同学当时痛苦万分。到了他们结婚那天，骏祥师来到吕恩那位男同学的住处，对他说：“今天他们结婚我不去参加，我来陪你。”他俩出去遛马路，在幽静的旧法租界马路上从黄昏一直到深夜，静静地走着，很少说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在极度的悲痛中老师陪我一个晚上，我们在寒风里走着，我的体内可是感到了一阵阵的温暖。”他在回忆骏祥师时，这样对我说的。 吕恩 “文化大革命”以后，骏祥师进入老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高血压——坐着平稳，卧着偏低，站着升高。因此他平时只好一直坐着。我在“文革”以后有空能经常去上海，每次去上海，总约瑞芳一同去看老师。有一次我们先打了电话给他，有事去晚了一点，按门铃后开门一看骏祥师直站在门里，使我们吓了一跳，赶快说：“您怎么站在这里？”他说：“等你们呀！我沏着好茶等你们等不及了，就到门口来等了。”我们赶快把他扶进屋里让他坐下，他还是那样急性子。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问这问那，问北京，问家宝(曹禺)，问焦菊隐先生，问吴祖光，骏祥师变了，变得更慈祥了。他讲起家事：小燕(夫人周小燕)忙，经常不在家，两个孩子都在异邦，家里只有他和一个老保姆，他现在又是出不去。我们听出他有点寂寞感，瑞芳自我检讨说，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也没有常来看您。我说我已经离休，婆家在上海，以后我会常来，定会来看您的，这是心里发出的回答。 1996年5月我去上海参加剧作家李天济去世一周年的研讨会，事后知道骏祥师刚从医院回家，就去看望他。那天小燕师母正好在客厅里给学生上课，见我就说老师在卧房，你进屋去吧。我走进去见老师躺在床上，他听见声音眼睛微开，吕恩轻轻叫了一声，他马上听出是我的声音，就说：“你来啦！”欠身想起来，吕恩阻止。他问我：“家宝如何？”吕恩说常住医院，身体还可以。他还想说什么，吕恩看他很吃力，很累，怕影响他休息，虽然不忍离去还是向他道别，默默地走出来。回想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舞台上，好戏连台，在众多的好导演中，骏祥师是其中得力的一员。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将他在讲授“导演学”的12个基本论点，整理成文发表，填补了当时戏剧理论缺乏的空白。 骏祥师离世已十年，当此用笔记录出我对他的思念！他给电影事业的巨大贡献值得后人追怀。 [2] 吕恩 - 作品 在重庆舞台上演出话剧有：《北京人》《蜕变》《家》《牛郎织女》《天国春秋》《安魂曲》《小人物狂想曲》《鸡鸣早看天》等。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并在上海艺术剧社演出过：《戏剧春秋》《嫦娥》。在上海开始涉及电影，拍摄了《还乡日记》，1948-1949年在香港拍了三部电影《山河泪》《火葬》《虾球传》。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旗歌》，后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直至离休，共演出：《雷雨》《伊索》及带红字头戏等二十余个剧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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