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公安派 |
| 释义 | 公安派公安派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诗歌派别。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影响重大。 § 流派简介 公安三袁公安派是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和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 主要成员 公安派是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是公安派的领袖。 针对前后七子的食古不化，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 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袁宏道手迹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 思想观点 性灵说 袁宏道集在《小修诗叙》中,，袁宏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论核心“ 独抒性灵”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主张“ 不拘格套” “ 独抒性灵” 的提出是对张扬个性的肯定,对文学的主体—人的肯定, 它包含了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 性灵” 指纯真、活泼、自然的人性, 是真的性情“ 性灵” 也指人的各种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 性灵” 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 不拘格套” , 指独特的富有独创性的个性表现。 在袁宏道看来, “ 性灵” 就是人的自然的个性, 是纯真的毫无掩饰的性情“ 性灵” 作为真的性情, 体现于外则为“ 趣” 和“ 韵” 。中郎认为“ 趣” “ 韵” 者始是真正的自然人, 但“ 趣” “ 韵” 对于古人来讲却又并非触手可及。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文中, 他说“ 大都士之有韵者, 理必人微, 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 稚子韵也, 嬉笑怒骂者, 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 为人如此, 为文亦当如此在这里, 袁宏道强调了为文当有“ 真性情” , 有了真性情的人, 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 卸下一切的伪饰, 还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醉, 失去面对俗世时的面具, 醉时所言所行皆出自于不掩饰的真性情, 率性而为, 不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 不懂得虚伪, 一味任性而为, 随性生活, 故“ 当其为童子也, 不知有趣, 然无往而非趣也” 《叙陈正甫会心集》为文亦如此, 惟有“ 真性情” 才能真正打动人, 才是最贴切心灵的真声, 惟有“ 从胸臆流出” 才能“ 情与境会, 顷刻于言, 如水东注, 令人夺魄。”人生于世间, 总是为种种欲念所缚, 为名为利为财为色, 转而为文作诗, 亦多阿谈奉承之作, 少真正性情之文。 中郎认为人当追求真正的“ 性灵” , 任达放诞, 如云舒风卷般自由而且, 真正的“ 性灵”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张扬捐狂, 更是心灵上的无牵无挂无碍, 如“ 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人一旦人了尘俗, 太多的俗务便如蛛丝缠身, 束缚越来越多, 而真心却越来越遥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 无拘无缚, 得自在度日, 故虽不求趣, 而趣近之。” 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渐长, 官渐高, 品渐大, 有身如桔, 有心如棘, 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人理愈深, 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上文章也是这样, 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则其离真正的性情亦远矣中郎持此论当与其禅思有关。他性喜佛老, 融合了禅宗与净土宗, 思想中深受“ 明心见性” 的影响, 而其“ 性灵”就是此“ 心性” 的体现。“ 性灵” 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明中后期是一个几乎与魏晋相类似的混乱时代政治黑暗腐败, 人性受到沉重的压抑。当人性受到阻碍无法发展时,便转而求于内这种对于内心真实的探索, 追求诉诸于文字便为“ 性灵” 。另外, “ 独抒性灵” 的内涵亦受到同时代稍前的李蛰的“ 童心说” 的深刻影响。在明万历及后的文坛上, “ 性灵说” 与“ 童心说”并驾齐驱, 一齐驱动诗文向性情转变, 追求个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与解放在中国, 儒道传统一直占据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三袁墓自从相传是舜之“ 言志” 之后, 经由经学家的阐释, 文学转而成为一种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现实作图解, 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工具文艺成了政治的脾女, 尤其是“ 诗言志” 发展到“ 文以载道” 之后, “ 政教中心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正式确立了, 文艺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尽管也有“ 诗缘情而绮靡” 之说的提供, 但它终究敌不过“ 发乎情止乎礼义” 的学说, “ 发乎情” 之“ 情” 是伦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个人心灵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灵” 则从本质上打破了这一戒律, 提倡的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 “ 喜怒哀乐” 皆为文不仅如此, 他还肯定了人的各种层次的生活欲望, 不再把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为可耻的东西这在以“ 礼义道德” 为中心的封建时代, 不窗为一声惊雷。自荀子“ 性恶论” 以来, 虽然承认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 是天性中就存在的, 但这种欲望都被斥为“ 恶” 的东西, 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君子们一接触到欲望便避之不及, 他们努力压抑自己的各种情感、各种欲望, 于是各种清规纷至沓来。袁宏道则不然, 他大胆承认了人的各种欲望, 而且肯定了它, 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以为“ 或今间阎妇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类, 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 故多真声⋯ ⋯任性而发, 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 是可喜也。” 《小修诗叙》民间的歌谣皆随口而唱, 少所谓的格律、格调的束缚, 由是增添一份自然而无做作之韵, 纯为真实情感之流露、真实欲望之抒发诗中所寄之情亦不再只限于合乎“ 礼义”之大情, 更多的是“ 喜怒哀乐” “ 嗜好情欲” 之作。 袁宏道认为个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的自然本性, 不应该受到压抑而是应放任自然。文学亦不能只局限于大情,惟有“ 真声” 才“ 或有一传” 。“ 性灵” 包含的这一内涵正是打破强加于文学之上的种种道德伦理的束缚, 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学中应有的权利。这种对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 从潜意识上说正是要求摆脱封建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籍制, 让主体“ 性灵”得到自由的发展, 确认自己的价值, 开拓内心的丰富性, 实现内在的需求。 § 代表人物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1609)，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 ，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 。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袁宏道“ 性灵说” 的提出是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流, 给近代文艺史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 性灵” 把文学的主体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过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学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文学而“ 性灵” 对于人的各个层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为近代美学最终突破古典美学着了先鞭当然, 由于其一味强调“ 性灵” “ 不拘格套” , 使文章免不了最终流于街口巷语, 过于鄙但, 这是后话。 § 价值贡献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 相关连接 公安派 公安三袁 袁宏道 袁中道 袁宗道 性灵说 § 参考资料 大唐资料库 http://info.datang.net/G/G0572.HTM 公安生活网 http://www.gashw.com/Htmls/gongan/galy/2007122817072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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