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子风”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词条

凌子风

释义

§ 人物概述

凌子风

凌子风，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在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片中被邀演过角色。1938年到延安，导演了多部话剧，他编导的独幕话剧《哈娜寇》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1943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1945年任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抗日战争初期进入影坛，处女作《中华女儿》，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奖，是新中国最早得到国际赞誉的影片之一。“文革”前，《红旗谱》是他的代表作。“文革”后，他的创作进入最佳状态，先后拍摄了《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新中国的优秀影片。

§ 生平经历

凌子风

凌子风1917年生于北京一个满族的书香门第世家。1933年，凌子风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后转入雕塑系。1935年，凌子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台美术专业。复杂的教育背景培养了凌子风的多才多艺。抗日战争爆发，凌子风毅然离开校园奔赴延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这门刚刚步入有声阶段的艺术也没有超然世外，而是肩负起同民众一起认识时代的任务，为民族的兴亡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子风接触到了像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这样的进步电影人，并开始接触到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其实凌子风曾经是电影的反对派，他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而电影还算不上。1938年途经武汉时，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了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担任美工师，才有了对电影这门艺术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和农村演出的特点，凌子风倡导不用布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就地取材自编成剧来宣传抗战，创造了“田庄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形式。“田庄剧”的灵感与凌子风对电影的重新认识和接受不无关系。

此后凌子风曾先后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组织过战地摄影队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也参加过许多剧目的演出。

从1948年开始，凌子风调至东北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电影创作，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间，凌子风导演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大量影片，在电影界获得“拼命三郎”的美誉。除了第一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中华女儿》，凌子风还拍摄了《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等。这个时期的凌子风创作丰厚，当然质量也良莠不齐，对此他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回忆起这个时期的创作，凌子风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那一代电影人与电影的结缘受着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对电影的认知也不可避免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这种现象恐怕不是一个人的局限，而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在这样背景下的创作也就难免无法保证个人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水准。凌子风。

1949年，第一次当导演的凌子风诚惶诚恐地拍摄了《中华女儿》，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他这个电影的门外汉领导的是一批电影经验比自己丰富的人，这倒真应了那句俗语——“无知者无畏”。不懂电影“语法”的凌子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愣是将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影像语言——全景加特写这样的两极镜头提前作了尝试。凌子风与翟强联合导演的这部《中华女儿》，也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第一:新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战争的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

1960年，凌子风将被视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第一史诗的《红旗谱》搬上银幕，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北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成为凌子风这时期创作最成熟、成就最高的作品。

“文革”初期，凌子风与许多电影人一样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机会，被打成“黑帮”，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留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艺术创作空白。

“文革”后恢复创作自由的凌子风迅速恢复创作状态，1979年拍出的《李四光》预示了他又一次创作高潮的到来。[1]

§ 人物年表

凌子风

1933年北平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

1935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第一期生，舞台美术系学习。

1937年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美工师。

1938年抗日艺术队文学部部长，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委、编导委委员，晋察冀边区剧协常委、乡村艺术辅导、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校长。

1940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

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教员；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塑铸“毛主席像章”向中共七大献礼。

1945年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教员。

1946年延安电影厂演员、延安战地摄影队队长、西北电影工学队教学部部长。

1947年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联络员、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总经理，并写了《接收。改造。管理城市电影院经验总结》报中央。

1949年东北电影厂导演，北京电影厂导演。

§ 职业生涯

凌子风

担任导演的影片:

《中华女儿》获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及文化部银质奖章。《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草原雄鹰》《杨乃武与小白菜》《李四光》等。

担任演员的影片：

《劳动英雄》饰主角角劳动英雄（46年，延安电影厂）。

摄影作品：

拍摄的保卫延安战地纪录片被编入《红旗漫卷西风》；拍摄了毛主席在延安指挥全国战场看地图的著名照片。

担任编导的戏剧：

《狱》独幕剧（35年）、《日本的五月祭》(38年)、《人间地狱》（38年）、《哈娜蔻》（38年）及导演了陈荒煤编剧的《粮食》。

担任演员的戏剧：

《国民公敌》饰主角司多门医生、《日出》饰黑三、《保卫我们的土地》饰姐夫、《八百壮士》饰一壮士、《热血忠魂》饰汉奸、《放下你的鞭子》饰老汉、《把眼光放远一点》饰老大、《前线》饰主角哥洛夫。担任舞台布景设计的戏剧：《日出》(36年)、《威尼斯商人》（36年）、《镀金》（36年）。[2]

§ 个人荣誉

凌子风

现任职务：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名誉理事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顾问

“北京华夏文化艺术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北京艺术文化交流中心”----顾问

“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艺术顾问

“广州万泉河国际旅游度假村”----终生高级顾问

§ 个人作品

《中华儿女》（与翟强合作）、《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狂》

§ 艺术成就

在影坛素有“疯子”之称的凌子风导演, 在中国导演的代际谱系中属于标准的第三代导演。作为一位经历战争洗礼的艺术家，他的一生经历就是一部曲折的电影传奇，古稀之年的“变法”给他带来创作的又一次高峰。

创造“田庄剧”的演出形式

凌子风1917年生于北京一个满族的书香门第世家。1933年，凌子风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后转入雕塑系。1935年，凌子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台美术专业。复杂的教育背景培养了凌子风的多才多艺。

抗日战争爆发，凌子风毅然离开校园奔赴延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这门刚刚步入有声阶段的艺术也没有超然世外，而是肩负起同民众一起认识时代的任务，为民族的兴亡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子风接触到了像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这样的进步电影人，并开始接触到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其实凌子风曾经是电影的反对派，他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而电影还算不上。1938年途经武汉时，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了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担任美工师，才有了对电影这门艺术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文革”后恢复创作自由的凌子风迅速恢复创作状态，1979年拍出的《李四光》预示了他又一次创作高潮的到来。

成功改编《骆驼祥子》

新时期，凌子风导演的电影艺术创作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在三代导演百花齐放佳作迭出的中国电影的黄金年代，凌子风旺盛的创作力依旧引人瞩目。

十年“文革”给经历这段历史的每个人留下的都是难以言传的切肤之痛，对敏感的艺术家的影响恐怕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凌子风的创作更从容也更内敛，他的电影创作从现实题材转向文学改编，影像中的人物从英雄转向底层普通百姓，转向对人性的呈现和拷问，塑造了虎妞、春桃、翠翠等一批性格各异、形象饱满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看似远离了社会现实，但实际以“一种更为准确而巧妙的方式把握、触摸着变革中的现实。凌子风则因边缘而主流”。

此时中国传统电影观念正经受着西方电影思潮的冲击，大家期待新的影像语言，凌子风也试图摆脱传统“戏剧式”电影的思维模式，探索与自己以往风格不同的电影叙事方式，这在《春桃》尤其后来的《边城》中都有充分体现。尽量削减和淡化紧凑激烈的戏剧冲突，凌子风更充分地去关注和把握“人”——人性与人情。同时代的另一位导演李俊曾经说过，“所谓民族风格，主要是表现中国人的心理、感情、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此时凌子风的影片虽然是改编自不同作家不同风格题材的作品，但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创作者都在试图挖掘人物的心理、感情、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从而让观众从环环相扣的戏剧情节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去体味人物的生存状态，从而具有另一种引人思考的深度。凌子风先后将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吉力人的经典作品搬上银幕，这一系列文学改编作品，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电影究竟应该忠于文学原作还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样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论题，凌子风以掷地有声的作品给出了答案:文学作品对于电影来说只是“未经加工的素材”，改编没有一定之规，具体作品具体对待，凌子风“原著加我”的改编原则就是忠实与再创作这两个对立的规则融合的经典阐释。正因如此，凌子风才没有拜倒在老舍、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家的笔下，亦步亦趋地将文学转为画面，而是既有遵守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如此才有了从《骆驼祥子》、《春桃》、《边城》到《狂》，这些烙着凌子风风格的改编经典。

1982年，凌子风将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改编为电影，这是老舍先生作品改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也是凌子风最为普通观众所熟知的电影。观众对这部电影所以耳熟能详，与影片塑造了虎妞这个泼辣能干、世俗精明又不失善良的独特女性形象不无关系。斯琴高娃凭借对虎妞这个角色准确的把握和诠释获得了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和第六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她演艺生涯中具里程碑意义的角色。影片纯正、浓郁的老北京生活气息，鲜明复杂的人性呈现更是凌子风“原著加我”最生动的体现。影片包揽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美术、最佳道具四项大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变法”迎来创作又一春

1984年，凌子风将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边城》搬上了银幕。拍摄《边城》时凌子风已67岁高龄，但当时沉醉在《边城》中的他依然要亲力亲为，反复选择每一处外景。凌子风深知，沈从文先生离乡多年，他笔下的故乡必然不是现实的湘西，凌子风除了要从现在的湘西找到最能契合作品人物生存环境的外景，还专门为此修建了白塔、老船工家和门前的草地、用缆绳引船渡河的野渡、吊脚楼。影片中的自然景色不是背景，而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存在似乎是为化解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的悲戚欢情。据与他多次合作的徐晓星夫妇回忆，《边城》初建组时凌子风导演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齐白石五十岁还能变法,我也要变法……”可见当时的凌子风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电影创作在新的电影观念面前必然要变革的命运，选择《边城》去改编就可见其变法决心之坚决。

作为一个改编者，凌子风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他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作品的“形”，而是他能透彻地领悟沈从文对自然和生命深刻体验之后的热爱、尊重、理解和宽容，于是诗意的自然环境与湘西和谐的生命形态自然地在银幕上呈现出来。

情窦初开的翠翠与二老表达情感的含蓄和迂回恰恰形成影片的“留白”，与湘西那块古老土地上的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形成影片巨大的情感张力。在《边城》中凌子风避开自己擅长经营的戏剧化冲突，还“爱情”和“死亡”这些电影中最戏剧化的情节以生活的常态，即使情感积聚的地方也不去煽情，而是笔锋一转，让情绪融化在湘西那古朴宁静的风土人情中。翠翠与大老和二老的情感、大老和爷爷的死、翠翠冬去春来对二老的未知的等待，影片都删繁就简，处理得浓淡相宜又让人回味无穷。

《边城》实在是中国电影一个宝贵的尝试和可喜的成果，放在今天依然让人爱不释手，所以《边城》获得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实在是实至名归。该片也是这个时期凌子风导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1986年，凌子风将许地山的《春桃》改编为电影。从凌子风的早期作品就能看出，为人物还原和铺陈真实可信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场景，一直是凌子风影片最典型的特点，这次也不例外。老北京的胡同、蝈蝈笼、皇城根儿、热心又好事的邻里街坊和片儿警，衣衫褴褛的春桃那一声声“换洋取灯儿” 地道的收破烂的喊声，一下子就将春桃生活于其中的老北京社会底层的空间呈现出来。春桃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银幕上一个相当独特的女性形象: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子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男人与自己共同生活。刘晓庆诠释的春桃更成为影片一个最大的亮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影坛，刘晓庆绝对是叱咤影坛的大腕，而刘晓庆在影片《春桃》中的表现，的确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明星将角色的生活和个性真正融入表演的踏实、朴实的风格。

《春桃》中可以看出，从《边城》开始的凌子风的变法并未中断。《春桃》也尽可能略去所有戏剧性的情节，比如春桃与刘向高和李茂的过去都是寥寥几笔，留下大量空白给观众想象的空间，把笔墨更多放在对人物当下生活状态的呈现上，影像上强烈的造型也给人深刻的印象，灰蒙蒙的清晨悠长的北京胡同里春桃早起的身影，故宫的红墙下春桃捡拾破烂时那渺小的身影，都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对造型的倚重既与凌子风早年学习雕塑和美术的受教育背景有关系，又与当时倡导用电影语言叙事的主张一脉相承。

1992年，绕巴镇的古朴民风又一次打动了75岁高龄的凌子风，李吉力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被搬上银幕，更名为《狂》。恰如凌子风对“狂”字的解释:“好一个狂，狂乱的时代，狂男狂女，你狂，我狂，大家都狂，太好了，正合吾意也！”凌子风说，“那真是一个狂乱的时代呢，中国闹义和团，义和团刀枪不入，你外国人洋枪洋炮，我都不怕，正是一些个狂人”。这个“狂”字也正是凌子风性格和创作风格的写照。而当时刚刚毕业,从没在农村生活过的许晴将影片中那个旧时代里无畏反抗旧秩序的蔡大嫂敢作敢为的悍劲演得精彩到位，成为她最赢得专家认可的角色之一。

凌子风导演经常说他的影片追求的是个“味儿”，一种“气氛”和“情调”，从《红旗谱》浓郁的冀中平原乡土气息，《骆驼祥子》、《春桃》中的京味儿，到《边城》中湘西古朴民风的原汁原味，口味不同，却同样质朴、淳厚。这种味儿来源于凌子风将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艺术独特的理解真诚地融入到作品和人物的诠释中。[3]

§ 个人传记

报子街41号热闹得简直像赶集

1917年。北京。出生才三天的凌子风，由母亲抱着，走进了阳光明媚的院子。母亲抱着凌子风，走出卧室，眉宇间显露出非常满足和得意的神色。这是凌家大宅的第一个男孩子；是报子街41号的主人———这位清王朝考场监考官的长孙。

这一天，报子街41号热闹得像赶集，前来道喜的、送礼、送钱的人，像串龙灯一样地进进出出。一片喜气盈盈，笑语声声。母亲更是乐得抿不拢嘴，一个老实巴交的传统妇人总算是为凌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传宗接代。

凌子风出生地报子街41号，是他祖父的官邸。在报子街上，这41号可称得上是十分有气派的“小皇宫”，左邻右舍们都知道，这41号是晚清“做官人家”住的。

祖父的官邸是一座三进的深宅大院，大门外的两边有两座汉白玉大理石的“上马石”。这两座“上马石”很高很大，是两层的石头阶梯。祖父出门骑马或坐轿车，都要由差人搀扶着，踩在单腿下跪的差人腿上，然后再蹬上马或是坐进轿车里去。

报子街41号的大门又大又高又厚，门上有两只大铜环。来客人叫门就要拍门上的环，来客哪怕是轻轻地拍，门铃也会发出一阵“叮叮咚咚”的悦耳的响声。大门里有一间门房，门房里住着专管开门、关门的男佣。家里来了客人，男佣得先把客人请到外院的客厅，然后男佣再去向祖父上报。外院和里院是严密地隔离的。

进得大门，迎门是一堵很大的雕花砖的“迎客壁”，迎客壁前放着一只很大的荷花缸。这只大荷花缸足足有半个大人高，反正小孩哪怕是踮起脚尖也是看不见里面的金鱼的。看不见金鱼，则是看荷花，从大荷花缸里长出来的两朵红、白大荷花倒是十分迷人的。

大门，也可以说“头道门”，进得大门后，便是“二道门”了。家中的二道门也是大而好看的。它和普通的门不同，不仅宽大，而且漆着绿色的油漆，绿漆上布满了一块块金色的斑点，据说这种斑点称作为“撒金”，是用一种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面上去的，显得富丽、漂亮。进得二门，里院显得很大，满院的砖墁地，只有在两棵垂柳下的地面上显露出一小块泥地。

报子街41号的大宅内，还有三道门，这三道门内却是女佣和马夫住的。大院子里的垂柳扬花三载，凌子风也长到了三岁。他开始在院子里玩耍起来。他喜欢骑在高高的门槛上，手拿着自己做的鞭儿，嘴里念念有词，他是将高高的门槛当起马来骑了。

§ 第一部作品

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

《狱》是一出独幕剧，也是凌子风在南京国立剧专念书时代的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在四面均是高墙的狱中，一群渴望自由的牢友在呼喊、在挣扎；一缕阳光从高高的小窗里射进来……这是一曲争取自由、渴望自由的呼声。

《狱》也是凌子风所处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从心底发出的呼声；也许就是他本人十个月的狱中生活的写照。

校长余上沅与名教授曹禺对这一出戏很是欣赏。余上沅还想将此剧作为学校的保留节目，供以后公演。而曹禺则认为剧中的哭声如果改为女声的哭声则更为凄凉和更为令人同情。

相反，这一出戏则惊动了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张道藩。

在一个例行的星期一“总理纪念日”早会上，张道藩以这个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全校的师生训话，他出人意外地却拿凌子风来示众：

“凌颂强，站出来！”

在密集的同学座位中，凌子风高高的个子站了起来。

“大家都看看他！这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他编的那个《狱》么，这不是一个好剧，但是居然还有人说它好，好在什么地方？他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你们要小心，不要接近他！”

独幕剧《狱》给张道藩要开除凌子风提供了口实。这给校长余上沅出了难题。凌子风是学校里的高材生，这样的学生他是从心底里不愿意开除的，但是不照张道藩的指令做，这不是有意与张作对吗？

校董事会终于作出了开除凌子风的决定。那天全校的师生都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当校长余上沅宣布开除凌子风的决定后，会场下面开始骚动了起来。

首先是教师王家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反对开除像凌子风这样的好学生，紧接着，他列举了凌子风在平日里的表现：一年四季为全校的师生刻蜡纸、印讲义、编剧本、画舞台布景、制作道具、看管仓库……反正，凌子风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学生，而且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学生，因此，开除这样的学生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王家齐的发言刚过，学生冼群也站出来力陈凌子风的好处，竭力说服校方挽留凌子风。

两位发言一个接一个。忽然，会场上有学生站出来大声喊：“如果校方不收回开除凌子风的成命，我们全体就站在这里不走了！”

这位学生的一声喊，全体师生竟哗啦一下全站了起来。平静的大礼堂里像刮过一场风暴。

凌子风看到这一场面，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大礼堂里的气氛由一个开除凌子风的会，转变成了为凌子风说情的会、评功摆好的会。

本来就不想开除凌子风的开明校长余上沅，这下子有了顺水推舟的口实，他对全体师生说：“开除凌子风是校董事会的决定，我一个人无权改变。”但他表示要把今天的情况带到校董事会上再去讨论。

几天之后，开除的布告换成了处分的布告：留校察看。

§ 公开的秘密

青年艺术家到了恋爱的年龄。那年，凌子风21岁；少女18岁。她是一位生在中国的法国少女，她的中国名字叫周帼芳。

周帼芳这个名字是谁为她起的？又为什么姓周名帼芳？凌子风没有去问她。也许，她的这位法国父亲以为周是中国的大姓，而“巾国”之“芳”对女孩子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词吧！

周帼芳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他长期在中国经商，福建、广州、汕头等地他都拥有洋行；她的一位叔叔也在中国经商。凌子风和周帼芳恋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的叔叔成了周帼芳的监护人。

凌子风与周帼芳相识，是因为他们俩都在南京读书，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学生会、同乐会、游艺会……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活动，使小小的石头城的学生们常有机会聚合在一起。

当时凌子风是著名的国立剧专的文艺活动分子；周帼芳在南京汇文中学念书，两个学校的文艺骨干又常常能在一起排戏，凌子风又能给他们充当导演。凌子风和周帼芳就是通过两个学校的文艺交往相识了。担当学生艺术活动导演的凌子风很自然在学生文艺骨干的心目中，是一位才子。

凌子风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他给汇文中学排演《九一八之夜》。这个戏周帼芳没有参加，因为她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不适合演一个中国人。她于是就在一边看他们排演，同学们都看得出，周帼芳在追凌子风，而且是追得很凶，很主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凌子风和周帼芳相识后，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玩：上馆子吃饭、上戏院看戏、上公园、逛马路……两人常在一起，好不开心！

但这一切的费用开销，全是由周帼芳掏钱，因为她有钱；而凌子风则是穷学生一个！

周帼芳还送给凌子风一张她自己的肖像照片，底色发黄了，但被涂上了彩色。背面写着：“给亲爱的……”在凌子风看来，这当然是周帼芳送给他的定情物了。

据凌子风的回忆，周帼芳的父亲在庐山有一幢别墅。别墅很美，有花园草坪、有网球场。热恋凌子风的周帼芳曾约凌子风去庐山别墅整整玩了一个星期。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在爱情问题上也很守规矩，一周内，虽然在一起玩，同睡在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拥抱，也没有接吻，真是庐山上的一对纯情少男少女！

热情的周小姐对前景充满了幻想。她曾动员凌子风与她同去美国，将来再一起回中国，开一家最大的影剧场。但凌子风似乎对周小姐的这一邀请并没有动心。年轻、热情的凌子风此时有他自己的追求。当时，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她的大姐在延安，她来信鼓励凌子风去延安；二是凌子风年轻的时候看了不少苏联进步的小说，如《母亲》《大学私生活》等，也向往去延安。

在这多种因素之下，凌子风与周帼芳的爱情就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

§ 晚年三梦

凌子风的晚年三梦，是指他梦寐以求想拍的三部片子：《天桥》、《李白》、《弘一法师》。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三部片子能够有朝一日化为他的现实。

三梦之中，《天桥》算是排行第一，也是老头做得时间最为长久、用心良苦的一个梦。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扩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天桥已经荡然无存，这一自清末以来，一直是民间艺人献艺献技的“杂八地”，早已成为历史的旧迹。在老北京的心目中，天桥一直是他们的心仪所在，是他们常常眷念的地方。

凌子风的“天桥”梦，不仅是指拍一部长达五十集的电视片、一部电影、一部天桥专题片，他还想在北京的市郊重建一个“天桥”。

凌子风梦想重建的天桥，在北京的近郊———靠近北京机场的顺义县天竺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地皮、谈资金、打报告。他理想中的天桥不是布置式的天桥，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天桥。在这里，将有一万多名职工在天桥里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饮食业、有服务业，也有各色各样的艺人……在街道上有旧式的有轨电车，有五星、四星级不等的中国四合院式的宾馆。要让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一下飞机就想参观“北京第一镇”，并在那里住下。当然，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观看凌子风的作品《天桥》。

凌子风说，《天桥》的影片可以向世界各国介绍，文献资料片可以提供给各国大学的图书馆，以学习天桥历史之用。

凌子风晚年的第二梦，是想把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李白搬上银幕。李白，才华横溢，性格豪爽，凌子风深为崇敬。他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类同李白，拍李白的传记片也是为了抒发他个人的情怀。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第三个梦，则是他渴望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搬上电影。李叔同是中国清末民初的一个大艺术教育家，早年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绘画，他的才华涉及多方面：音乐、戏剧、教育等等。而且，他个人的历史富有极强烈的传奇色彩。这诸多方面是吸引他想拍李叔同传记片的起因。

凌子风说，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三个梦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他这一辈子的电影生涯也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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