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傅斯年 |
| 释义 | § 简介 傅斯年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创办《新潮》杂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此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学科。 回国后，他一直在学术和教育机构担任要职，由于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学校教育等领域均成果非凡。作为史学家，他曾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为抢救和保护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教育家，他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都进行了积极改革和实践，作为高等教育的带头人，使北大、台大等教育机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忧国忧民，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社会洪流之中。他坦荡正直，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写出了大量掷地有声的政论文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败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抗战胜利前夕，他以国民党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为国共合作进行幹旋，更是他社会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人生的一个亮点。 § 家族身世 堪称大师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孤高的人格、无畏的勇气、非凡的才情、骄人的成就……所有这些，集于一人之身，而且在历史沧桑中经历淘洗，愈显其真。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傅斯年，正日益被人们，尤其是家乡人引为荣耀；而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聊城，也以她丰富的营养，滋养过傅斯年的童年、少年。 名门望族的家学渊源 傅斯年的家族，曾是鲁西名门望族。其家族最为荣耀之处，是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乃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以后，傅氏堪称“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或成为庠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绳勋、傅继勋兄弟，他们又成为傅氏家族新的辉煌：傅绳勋清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后外放任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傅继勋是道光年间拔贡，长期任职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称，清末名臣李鸿章等都是他的门生。归乡后，兄弟二人均致力于地方文教事业。 从傅氏家族代代相继、诗书传家的传统中，人们不难寻见傅斯年日后成长的深厚渊源。 “老头子”的影响 “到处的蛙鸣 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1919年，傅斯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这首题为《老头子和小孩子》的白话诗，回忆他少时的生活。诗中的“老头子”，人们认为主要是他的祖父傅淦的形象。傅淦淡泊不仕，傅家从此开始富贵不再。傅斯年4岁时，父亲傅旭安离家到东平龙山书院教书，5年后不幸逝于任所。傅斯年的养育，基本来自于祖父傅淦。 傅淦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通经史书画，且文武双全、精通医道。28岁得到贡生资格后，他无意于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淦兄弟七人，行三，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傅斯年一生乐于助人，颇有祖父谦恭超然之风。 傅斯年的启蒙教育，也是在祖父关心下完成的。傅斯年的同乡、同学聂湘溪介绍傅斯年的童年生活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斯年不满5岁，傅淦便选聊城最好的先生孙达宸，送他入了私塾。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傅家世交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傅斯年便就近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读。读私塾后，傅斯年每天放学回家，祖父都会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有丝毫懈怠。 傅淦对早年傅斯年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很大。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可以说，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艰难家境玉汝于成 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面，傅斯年受母亲影响较大。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是聊城西南郊贺家海人。傅斯年父亲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克勤克俭，备尝艰辛。在此情形下，李夫人只身承担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同时严加管教，不使兄弟二人失学。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傅斯年有时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得以体验农村生活，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深切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所撰写的《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所得。农村的生活体验，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等思想的基础。 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与傅斯年父亲傅旭安有着深厚师生缘的侯延塽。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前，曾在聊城街上一家商店偶遇一谈吐、举止十分文雅的青年学徒专心读书，二人由此相识。侯延塽恰是东平人，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后，便让他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并代为解决一切费用。侯延塽苦读三年，先后得中举人、进士，后授刑部主事。得知恩师去世，侯延塽便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 1908年冬，侯延塽将年仅13岁的傅斯年带离故乡来到天津，傅斯年不久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进而进入北京大学预科、本科，后又留学英、德，从此走出了一条治学、救国的光辉道路。[1] § 大事年表 傅斯年曾求学和任教于北京大学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26年10月，傅斯年应聘为中山大学教授、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1928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在傅斯年五十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坚持反对任用过去曾在汪精卫政权担任教授的人。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国民政府迁台后，他又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钱，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他是敢在蒋中正面前很从容地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胡适是蒋的“诤友”。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5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瘁逝，得年55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 学术贡献 傅斯年著作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 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 《东北史纲》（第一卷）、 《性命古训辨证》 、《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 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 《夷夏东西说》、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 人物影响 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成为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传记、各种专门性论文的相继问世以及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均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者。综观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傅斯年 第一，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 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 ，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 傅斯年著作 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惯习，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任何人都会有过与不及的缺点，像傅斯年先生这样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会有某些过头的事。最近著名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议论 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从学术成就和性情为人看，傅先生应该说是20世纪前半世纪有代表性的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准处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学人”的位子上来研究他，是比较恰当的。 § 史学观 傅斯年 傅先生深受中西学术熏陶，在文化继承上，德国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同样有国粹学派（乾嘉考据史学）的遗传因子；在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背景上，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其物质生产力及其上层建筑上的直接根源。史学研究，傅先生一方面要求“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一方面又凸显域外客观主义史学的真谛。对于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观点，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迹”：“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着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 傅先生的史学思想可用三句话概括：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傅先生以为史学生命与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今者决意设置（史语所），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缝着的史料。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也就是保持“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 人物评价 胡适是他的老师和挚友，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 傅斯年陈列馆 傅斯年陈列馆1993年聊城市政府决定成立“傅斯年陈列馆”，1994年程思远副委员长专门为傅斯年陈列馆寄来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先生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了匾额。 傅斯年陈列馆是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大门、大小迎壁、迎宾堂、百艺厅、傅氏祠堂、傅斯年铜像、傅斯年陈列楼、仁义牌坊、静心阁等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祠堂原供奉清代开国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陈列楼内则是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以渐七世孙傅斯年生平陈列展览。展览设计新颖美观，资料翔实丰富，古典风格，现代装饰。特别是展厅内恢复的延安窑洞，毛泽东、周恩来、傅斯年等人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动逼真，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先贤的旅游胜地之一。 景点地址：聊城市东关大街11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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