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傅惟慈 |
| 释义 | § 基本简介 傅惟慈，满族。文学翻译家。曾用名傅韦。北京人。1923年生于哈尔滨。傅惟慈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 50年代从俄语及德语译介了匈牙利、波兰等国当代文学作品，从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任理事。 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曾两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此外，他编选的《冯尼格黑色幽默作品选》、《一支出卖的枪》等文集同样影响巨大。 [1] § 翻译之路 《动物农场》傅惟慈译本 谈到自己的翻译历程，傅惟慈形象地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的翻译内容完全听从出版社的安排，人家给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毕竟那时初出茅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第二个阶段，我有了一定的翻译题材选择权，我选择的题材如果出版社认可，就可以着手进行翻译。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翻译的环境宽松了，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基本都是自己决定翻译的题材。” 傅惟慈的翻译之路始于大学毕业。他小时侯的志向是当个作家，后来发现当时的政治压力越来越重，社会背景并不利于文学创作。同时，傅惟慈觉得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有限，于是打消了这个儿时萦绕心头的理想。195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惟慈留校教留学生学汉语，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傅惟慈最初翻译的几本书都是东欧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傅惟慈已经翻译了六、七本书。在阶级斗争如影相随的年代，译介西方文学作品颇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之嫌，因此书出版时傅惟慈用的是笔名。 到了50年代末，傅惟慈尝试着根据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喜好翻译德国作品。当时歌德、席勒等作家的经典德国文学作品有人曾经译过，但现当代德国文学作品则几乎无人问津。于是他从1956年开始翻译诺贝尔奖获得者托玛斯·曼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了三年多，由于政治运动译稿又在出版社搁置了三年，直到1962年这部巨作的中文版才得见天日。那时傅惟慈已年届不惑，虽然面对太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但他已在并非坦途的翻译之路上颠踬10年，这一生已同文学翻译结下难解情缘。 《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后一下子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广泛认可，可以这样认为，这部译作的出版奠定了傅惟慈在翻译界的地位。《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译本出版后，由于这部作品已有英译本，因此有些翻译界人士认为该书是傅惟慈从英文转译的。他对这种看法不服气，但并未着意辩解，而是拿起另一本沉甸甸的德文名著———亨利希·曼的《臣仆》。《臣仆》没有英译本，译成中文后那些对傅惟慈质疑的同行自然将无话可说。傅惟慈当时决定翻译这本名著并不是为了赌气，他要向人们证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独特的个性。 他像一个辛勤的拾穗者，把整本原版《臣仆》拆散，散碎的书页夹在笔记本里，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来翻译。就这样，在“文革”到来之前，他完成了40万字《臣仆》译稿，还译了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托玛斯·曼的中篇《特里斯坦》，以及德国1848年革命若干首诗歌，遗憾的是除了奥地利作家的一个中篇小说外，这些译作当时都未获出版。如果没有“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如果没有新时期的文艺复兴，这些译作恐怕还尘封在出版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国前我国虽然译介了大量西方文学，但主要是英美俄法几国作品，德国文学译介成中文的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古典的（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几部戏剧等）。《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是德国现代文学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书的翻译出版，不仅使我们鉴赏到两位德国文学大家的创作手法，而且通过一部由盛而衰的家族史和一部资本家的发迹史展现了德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全景式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德国的社会发展、阶级矛盾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壮大过程。据说何其芳在读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曾评价这本书是“德国的红楼梦”。国内著名德文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认为这两部书的译文水平“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 新时期以来，傅惟慈在翻译一些德国作品之后将主要精力转到译介英语国家（以英国为主）的当代作品上。这一转变，源于文革前。当时他被搁置到英语资料室管理图书，正好学校聘请了一位英籍教员，这位教员带来了近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使他有机会走入芙吉妮亚·沃尔芙，E·M·福斯特，多瑞斯·雷辛等人的作品世界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格雷厄姆·格林，随着这位艺术大师手笔创造的《格林国土》，他不仅漫游了拉美、非洲等许多国家（这倒圆了他从青年时期就做的浪游梦），而且看了在各个地方上演的一幕幕戏剧。[2] § 突出贡献 傅惟慈 李士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傅惟慈认为，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仅仅译介古典名著、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通俗文学同样要翻译出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学界更重视外国严肃文学作品的引进，许多人认为外国惊险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傅惟慈在1979 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虽然这套丛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周折，但市场的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众多翻译作品难以达到的发行数字。 1979年，他把格林的一部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译成中文，次年出版。1981年，他利用去德国教学的机会，前往伦敦拜访了小说的作者。1987年傅惟慈再次去伦敦见到这位大师。在两次拜访格林的时候，傅惟慈便计划在国内出版20卷本《格林文集》，格林欣然允诺为《文集》作序，并帮助他选定一部分篇目。可惜他在欧洲耽搁太久，限于形势变化，计划未能实现。上个世纪90年代，傅惟慈又开始译格林另一部长篇《权力与荣誉》。这本宗教小说当年在欧洲出版后虽然受到宗教法庭谴责却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格林最优秀的作品。 这位理想和经历都颇为另类的老者就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傅老先生50多年来的翻译生涯有口皆碑，他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共计三四百万字。提起他的译著《狱中书简》（罗莎·卢森堡）、《月亮和六便士》（毛姆）、《布登勃洛克一家》（托马斯·曼）、《动物农场》（奥威尔）以及格林的宗教小说和惊险小说等都是广为人知的。新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据他自己说也是最后一本的作品集《牌戏人生》，使得老先生年轻时的另一愿望在80几岁高龄时终被实现。 除了“教书匠”的工作，翻译占据了先生生活的主要部分，《牌戏人生》的第二部分“耕作”集中了他50多年翻译生涯中为所译图书写的前言、后记和序跋。还有《外国惊险小说漫谈》、《“译”然后知不足。 § 个人生活 傅惟慈接受采访 傅家第三代，目前成了家的只有外孙叶芳歌。叶君健的婚礼，当年是老舍先生主持的；叶芳歌的婚礼，则请了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主持。叶芳歌曾在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回到祖国，现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 傅涛涛家，田田现在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医学院的五年级学生，很快就要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了。弟弟霆霆，是伦敦大学理工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傅涛涛的另外一双儿女，跟随父母在卢森堡念中学。 保罗和小沫有一男二女。儿子莫言是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莫鸣今年考大学，还没有发榜。莫菲在上中学。这些年小沫长住英国，照顾三个子女念书，而保罗反而长住中国。等莫菲也考上大学，小沫就解放了，可以考虑长期定居中国了。 每年暑假里孙辈们都要回到北京，回到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他们对北京的变化，要比长住北京的人敏感得多。田田说，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几乎每次回来，都会觉得这是一座新城。同伦敦相比，北京的治安更好，在伦敦，她这样的青春美少女走在街上，有的无良少年会上前纠缠，北京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她觉得很安全。北京的东西更便宜，而且哪里都买得到，生活起来更舒适。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塞，但出租车太便宜了，所以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问起在中国30多年感受到的变化，莫保罗说，太多了，多得还不如说哪些没变化。但问起最大的变化，他出人意料地说是“法治”。中国的法律越来越多了，法治也越来越完善了。老百姓有问题有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诉讼费也很便宜，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有的甚至免费。他自己就为房产纠葛卷入诉讼，几次都胜诉了。在中国做生意的老外，最期待的就是中国的法治能完善，法治完善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 尽管远隔重洋，但互联网的发达，给傅惟慈家带来了每天都能团聚的机会。每天下午三点，大女儿嘉嘉就会过来，为两位老人接通网络视频。在英国坎特伯雷的小沫，在卢森堡的涛涛，都会在网络的那头，与父母对话。在剑桥读书的莫言，在伦敦读书的田田，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有时也会穿插进来，全家人享受一小时的“网络聚会”。这样的聚会已经持续了两年……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傅惟慈一家的发展也越来越“国际化”。但这个家的“根”在中国，在四根柏胡同的小四合院里，这是60年都没有改变的。支撑着这个家庭的亲情与爱情，都是最传统的“中国式”，这也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中国在变，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变，但不变的永远都不会变。这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由衷地祝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3] § 主要译作 〔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德〕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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