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会通河 |
| 释义 | § 简介 沟通泗水和卫河的运河。北至临清接卫河，南至济宁以南接泗水、黄河，是京杭运河中地势较高的一段。元代至元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276～1289)开成，明代永乐九年(1411)重开。会通河以汶、泗二河为源，但枯水季节水量不足，要依靠汇集沿途泉水济运，明代统计的泉源有三四百处。汶水的水量最多，先由堽城坝分引经洸河至济宁，后主要由戴村坝引水至南旺向运河两个方向分水。另在兖州城东筑金口坝，壅泗水西引合洸水至济宁入运河。为调节各季节水量的不平衡，利用运河沿岸的湖泊洼地调蓄,称为水柜,其中主要有：安山湖、蜀山湖、马踏湖、南旺湖、马肠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南阳湖等(见图)。为节制用水和保持航行水深，河上建通航闸，元代有30余座,明清有40余座,所以会通河又有“闸漕”之名。闸旁一般修有月河，河上根据需要还建有拦河坝、滚水坝。运河旁还有引水闸、泄水闸多处。清末，漕运逐渐废弃，只有济宁以南湖区尚可通航。[1] § 设计者 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水利方面有过人之智。他小时候就喜欢观察自然界，极好探索事物的奥妙。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被推荐到朝廷，面对忽必烈的召见，年轻的郭守敬陈水利六事，娓娓一席话让忽必烈赞赏不已，任命其为提举诸路河渠，后又历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监、都水监，先后主持修复了西夏古渠、大都诸项水利工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他提出开凿通惠河并主持整个工程。 § 修建过程 郭守敬重视实地考察，严谨认真，在开凿诸段运河的过程中，他都要进行实地勘察和测量，绘制地形图，制定工程规划，并注意科学组织施工。他在实际工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中国运河开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掌管水利、河务等事务官员的郭守敬，对开凿新运河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其实，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委派郭守敬勘察新运河河道时，郭守敬便考察了河北、山东的河道，并绘制了济州、东平等地以及泗、汶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根据形势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太史院令史边源、寿张县尹韩仲晖向朝廷建议：自安山穿渠至临清通御河。 经朝臣集议，次年十月，丞相桑哥再次提出此议，忽必烈表示同意。为求稳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又进行了实地考察。路线图等问题确定后，忽必烈乃下诏拨出钞币150万缗、米4万斤、盐5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3万人，委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动工，仅用半年时间，六月便告工成，总共用工计251万余。这条新的河道，南起须城（今东平）安山之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市）至临清入御河，全长250余里，中间修建闸门31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因这条运河起于须城安山，初名为安山渠。河道开通以后，河渠官张孔孙等人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忽必烈对此河的开通也十分高兴，亲自赐名为“会通河”。 § 运河管理 在开凿会通河时，需要引汶河、泗水入济州，马之贞独到地设计改造了双虹悬门闸，从而不仅能分引洸水，而且能抬高水位。同时又在汶河、洸河交汇处筑拦河堰，束汶水2／3入洸河，这样即使在冬春枯水季节，也可畅通无碍。 针对会通河地势高昂的地形特点，为控制水势，在整段河道设置了会通镇闸、李海务闸、兖州闸、安山闸、济州闸等闸门31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会通河》）。会通河成为我国人工运河中较早以多级船闸调节运河水深的运道，故又有“闸河”之称。 为了保证山东段运河的畅通，加强对会通河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水事宜，元政府撤消原来的济州漕运司，改由江淮都漕运司管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中书省大臣马之贞上书说由于下雨的原因，河岸崩塌，运河河道淤浅，应该加以修整疏浚，奏请朝廷调拨3000输运站户，专门负担这项徭役，让他们采伐木材、石头以备用。元廷批准，并责成都水监派一官员巡视，监督这项工程，把土筑的水闸换成石头水闸，根据各处具体情况的缓急程度，安排先后次序进行施工。会通河各石闸相继建成后，元政府在每闸之处设闸官数人专门管理开闭闸门和指挥船只通航过闸。 为保证航运畅通和运输安全，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船只通过（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但是一些豪门大族和富商大贾贪嗜货利，一再违反规定，行走三四百料甚至500料以上的大船，使运河运道阻塞，影响通航。为此，延祐元年（1314年）二月，元廷下旨在会通河北端临清、南端沾头处各建隘闸一座，隘闸宽9尺，以限制200料以上的大船过往，违者没收船只货物并治罪。但权贵商贾们并未就此放弃，他们又挖空心思，宽的不让通行就变长的，于是又造了一种又长又窄似龙舟的长船，装载量也在500料以上。这种船船身太长，摆动不便，往往入闸后不能回转，动辄搁浅，更加堵塞河道。针对这种情况，元政府于泰定四年（1327年）四月下令规定过往的船只的长度，并在南北闸下约八十步各立二石（即石标尺），作为测量船身长度之用，两石相距65尺，过往船只若超过65尺便不得行。但是，大都、江南权贵们的红头花船仍然在河上横行霸道，他们往往恃势捶挞看闸人，强迫看闸人启闸放行。尤其是诸王、驸马们往往鸣锣击鼓，扬长而去。有的商人见机把自己的船伪装成权贵的船，抢道先行。而对于一般的商民船队，守闸人又故意拖延启闸时间，借机索要贿赂。元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大。 在会通河的开凿前后，马之贞、李处巽等人负责具体调度、管理，立下汗马之功。 马之贞，祖居河北沧州，后徙山东汶上，遂为汶上人。自幼以民生国计为念。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奉命巡视江淮至大都河道，马之贞即建议开凿汶泗新河，以沟通江淮漕运，此议一提，立即引起郭守敬的重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凿成功后，罢原济州漕运司而置江淮都漕运司，马之贞被任命为都漕运副使。此后，马之贞在水利主面的才智尽显，先后主持修建了安山闸、兖州闸诸闸，疏浚淤浅的河道，从而保证了运河的畅通。 李处巽，又叫李奥鲁赤。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命主持开凿济州河工程。后又紧接着疏浚北至东阿、南至济州以南长达300余里的运河河道。复建任城以东运河8处石闸。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兵部尚书衔主持开凿会通河，开凿河渠，疏浚运河，积累了不少经验。 § 作用 会通河 随着运河沿岸商业经济的繁荣，运河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大贯通，在地理上把华北、中原与江淮等几个文化重心区域联为一体，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使这里成为人才荟萃、文风昌盛之区。会通河岸的东平，便成为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东平因杂剧家、散曲家辈出，而形成了典型的“东平杂剧”，深深影响了元代的杂剧创作，使元代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运河沿岸的城镇构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这道文化带成为齐鲁文化的重心。例如，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名状元，其中有6名出自运河文化带，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 运河经济的繁荣，同时为各地兴办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运河沿岸地区的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其中，东平府学最为世人瞩目。金末元初之际，东平行省严实便大力开办府学、乡学和庙学，大兴办学养士之风，故使东平成为人才济济、文化发达之地。后来严实又聘著名学者元好问、宋子贞等人执教东平府学，使学校进一步繁荣，“一时文采名于天下”、“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后来又有东平王祯凭其《农书》，成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之一。 运河两岸的城镇 内河航运的开通，促使运河城镇进一步繁荣。每当漕运季节，就会看到运河上舳舻相接、樯桅高耸、白帆点点、百里不绝，十分壮观。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上的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梨、枣等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说：“舟楫万里，振古所无。”这一时期新兴的商业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运河沿岸。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有酒肆、茶馆、公廨、寺观等。街道中乘骑、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随着济州河、会通河的相继开通，岸边的济宁、东平、东昌、临清等城市逐渐崛起为元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宛若一串镶嵌在济州河、会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临清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会通河开通后，临清因为位于运河岸边而逐渐发展起来。公元1369年，临清迁到会通河、卫河交汇处——临清闸，另建新城。临清很快发展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到万历年间（1573—1619），临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纸店24家，典当铺100多家，粮店100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在临清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商人——史称“徽商”，其次是“晋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山西、陕西商人的“联络处”。谚云：“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苏杭”指苏州、杭州；“临张”指临清、张秋。 济宁位于会通河南端，伴随着运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发展，这里发展成人口众多，有一定城市规模的交通运输和贸易中心。济宁工商业经济的盛况，引得当时许多文人墨客不由地吟诗慨叹：“南通江淮，北达京畿”，“南船北马，百货萃聚”，“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走在今天的济宁段运河岸边，当年诗中吟道的盛况还依稀可见。 会通河的开通，使东平一时之间便成为南北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来往的舟船，过往的客商营贩，昼夜不息，东平由此成为元代中原地区最大的繁华城市之一。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眼中，东平简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市，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居民将河分成两条支流（运河），一支向东，流过契丹；另一支向西，流向蛮子省。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条河正好供给两个省区的航运便利。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地往返不断，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数量和吨位，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马可·波罗游记》卷二第六二章“东平州”） 随着运河沿岸商业经济的繁荣，运河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大贯通，在地理上把华北、中原与江淮等几个文化重心区域联为一体，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使这里成为人才荟萃、文风昌盛之区。会通河岸的东平，便成为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东平因杂剧家、散曲家辈出，而形成了典型的“东平杂剧”，深深影响了元代的杂剧创作，使元代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运河沿岸的城镇构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这道文化带成为齐鲁文化的重心。例如，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名状元，其中有6名出自运河文化带，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 运河经济的繁荣，同时为各地兴办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运河沿岸地区的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其中，东平府学最为世人瞩目。金末元初之际，东平行省严实便大力开办府学、乡学和庙学，大兴办学养士之风，故使东平成为人才济济、文化发达之地。后来严实又聘著名学者元好问、宋子贞等人执教东平府学，使学校进一步繁荣，“一时文采名于天下”、“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后来又有东平王祯凭其《农书》，成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之一。 [2] § 相先关史料记载 明人所说的会通河，在概念上与元代会通河不同，它实际上是如前述的郭守敬考察并规划的“济州漕渠”即济州河、会通河的统称了。为便于叙述，以下出现的会通河按明代的概念。 明成祖即位之初，本就知道疏浚会通河的必要性，但他又深知自己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毕竟不“正统”，特别是在“靖难”时遭到山东的顽强抵制中暴露出来的天下人的抵触情绪，深恐在根基未稳之时即征派劳役开河，会增加民心的不稳，因而，对与开河相关的建议暂时搁置了起来。直到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二月初，又有济宁同知潘叔正上疏，力陈复开会通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见《明史纪事本末·河槽转运》） 至此，明成祖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派谴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前往实地勘察，返京后向朝廷“极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气和霁，宜及时用工”（《明史纪事本末·河槽转运》），朝廷采纳并责成宋礼负责此事。因京杭大运河明清时代的的历史作用，宋礼一举成名，并被请进庙中。 首次提议 （永乐九年）六月已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府，至济宁州而合，置天井闸以分流。南达于淮，而河则其西北流也……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用，舟行使之。（《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 九年命开会通河……命礼及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往治之。礼以会通之源，必资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二十旬而工成。（《明史·宋礼传》） 这里说宋礼重开会通河用时“二十旬”，而《明太宗实录》说用时“十旬”,“六月”就完工了——是明史作者含糊地隐去了这六月以前的“第一期工程”，因为后者是宋礼“受挫”的经历。 宋礼领旨后奔赴济宁，因这次重开会通河是潘叔正提出来的，所以就以潘叔正为技术顾问，而潘叔正也是求功心切，出“奇策”只对元代“济州漕渠”工程予以修复，但求一时通航了事。工程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对会通河进行疏浚、局部改道和原有节制闸的整修。其中，疏浚会通河全线是一项最基本、最繁重的任务，特别是梁山一带河段已被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的那次黄河决口淤为平地，为了避免再次被淤，进行了改道重挖，自袁口以北运道东迁至安山湖以东，循金线岭（指梁山东南北走向的金线岭）东，“经靳口、安山镇、戴庙至沙湾接旧河”，新开河道120里，西距元代运道30里（指元代寿张闸与明代安山闸之间实测直线距离）。重浚后的运道“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六月》），整修的节制闸在梁山一带主要是开河闸，安山闸在安山湖东北畔重建。这项工程没问题，河道还比元代加宽加深了。 其次，修复或重建堽城坝，恢复元代济宁分水枢纽。也就是《明太宗实录》记的“河以汶、泗为源。汶水出宁阳县，泗水出兖州府，至济宁州而合，置天井闸以分流。”其实，这里说的天井闸并非宋礼重建，而是将元代的会源闸改名而已。 可以看出，这项工程完全是步元代的后尘，而这正是元代运河“北运每虞浅阻”的症结所在，也是这次初开会通河受挫的原因。所以，虽然永乐九年六月重开会通河宣告完成，潘叔正、宋礼以及一大批参与治河的人员，先后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赏赐，但此时虽然是在夏秋之交涨水时期，南旺以北河段的水量明显不足，无法通行重载漕船——这实际上等于宋礼把差使办砸了，而使之办砸的作俑者是潘叔正。因为： （宋礼）奉命治河，立署济宁，（潘叔正）详言治河之策，宋立从之。（《泉河考·潘公传》） 正是因为宋礼的这次“受挫”，惹烦了明成祖朱棣，所以，在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明太宗实录》中，对宋礼以后的“补救措施”或称“第二期工程”中的关键人物白英、戴村坝和南旺其人其事只字不提，与《明史》对白英献策、筑戴村坝和南旺分水评价之高，南辕北辙，形成强烈反差。 也是因为《明太宗实录》与《明史》记载的不一致，造成后世运河文献对相关史实记载的混乱、不一，故陈以上文字，澄清之。 目前，在梁山一带，明代会通河袁口以北新开河道仍依稀断续可辩，今东平湖水库二级湖堤（大安山村南、西直到戴庙村的部分）的基础，就是运河西（南）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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