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五九国耻 |
| 释义 | § 简介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批准书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答应了日本的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承认了日本享有原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该日成为“五九”国耻日。 “五九”国耻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屈辱的国耻日。这个由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引发的国耻纪念日，从民间自发纪念开始，到最终成为“国定纪念日”一步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全国民众引以为耻，将每年的5月7日和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纪念，以示勿忘国耻，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知耻近乎勇，痛言国耻，纪念国耻是为了消除国耻，“五七”“五九”是民国时期设立的第一个国耻纪念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国民立志雪耻的决心。细述发端于1915年的“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有助于后人体味烽火岁月中的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1] 随着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最终死去。该条约的部分内容由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废除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被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彻底废除。 § 历史背景 1914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提出德国直接将山东权益交还被拒，于是决定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向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独占中国的权益。[2]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绝对保密。1至4月，袁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份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覆。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十一时接受二十一条大部份的要求。后来五月九日被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 由来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批准书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于1842年8月29日订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后，帝国主义者即将中华民族加以桎梏，并按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分头向中国侵略。他们宰割中国，争权夺利，原是各不相下，到19世纪末，以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均势。但到了1914年冬，欧战爆发，英法德美等列强大国激战正酣，无暇东顾，日本便伺机派兵侵占青岛，进逼济南，并于翌年1月18日向北京政府要求“二十一条”，其中攫夺南满、内蒙古、山东、福建权利甚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般无理的要求，民众慷慨激昂奔走呼号，团结各处团体，开会讨论对付挽救之法，有的上书政府，请勿让步，有的唤醒国民，共起救国。3月18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在租界内张园开会，到者竟三四万人，租界工部局干涉，也不能解散。与会者当场议决抵制日货，一方面组织劝用国货会，以提倡国货，另一方面又发起救国储金团，劝国民存储国家银行，等到存满了五千万时，中国人决议用途，如设兵工厂、训练海陆军及振兴实业等。4月9日起，中国银行开始收款，甚至一般肩挑负贩者，莫不踊跃存储，上海一埠，刹那间便满了五十万元。无奈民众赤心爱国，而政府却别有肝肠，袁世凯帝梦正浓，不惜损失国权，于是派陆征祥、曹汝霖做全权委员，和日使商议，因日使日置益骑马跌伤，陆曹二人特别迁就，到他床前去会议。4月26日，日方便提出修正案二十一条，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倘中国全体承认，日本亦可交还胶澳。[3] 北京政府也在5月1日提出最后修正案，说明无可再议。7日，日本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关于福建经营协定外，其他五项俟日再行协商，其余应悉照四月二十六修正案，不加更改，速行承诺，以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为限。”帝制熏心的袁世凯为其屈服，最终于5月9日下午1时按照日本的要求答复承认。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即出，全国民众一片哗然，皆将此视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纷纷要求定“五七”“五九”为国耻纪念日，并掀起了大规模的讨袁抗日运动，以示勿忘国耻，抗议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警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留日学生总会向国内发出电文，呼吁全国同胞：“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挽狂澜于既倒，则今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 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忧患中国“权利丧失，国几不国”，警告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祝国家。时日无书，奋发有期。此身不灭，此志不死。特此哀电全国商会，请即普告全体商民，永存此志，勿忘国耻。” 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发向全国各地，数日之间，中国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玻璃镜、国耻茶杯、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有人在给家人的信笺上写入：“勿忘国耻”“民国奇辱”“五月七日”“大梦速醒”“提倡国货”等语。还有江西商人黄寿彭特将自己店中售卖的玻璃镜磨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十五字，放置炕头当作座右铭，又用茶杯饭碗之类，均写上“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八字，交给瓷器店定绘。而在5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主笔章士钊发表《时局痛言》一文，并注明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北京的周筱侯则建议各报纸每日于报端刊印“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字样，至雪耻之日止。如每日做不到，至少每月7日或每周年书之，务期不忘国耻。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留美学生穆湘?（藕初）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各校成员，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有实权的江苏教育会通告全省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以免中辍，届时要集合全体学生讲述此次中日交涉经过，以为“发愤自强之计”。全国教育联合会随即复电穆湘?：“本会已决议每年五月九日开会为国耻纪念，并经通电全国教育界唤起自觉心。” 上海市民也痛心地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立志雪耻，奋起抗争。上海日资大阪公司、三井煤栈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与日本合作。著名报人戈公振等创办《国货日报》，以此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舆论阵地。北京总商会发起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北京中国公学堂的学生发起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以期弥补国是。汉口商民和学生愤然捣毁日本经营的商店。此外镇江、福州等地也发生了反日爱国示威。全国性的反日爱国怒潮，强烈的透视出民心不可辱的意志，致使“二十一条”在实际上难以完全付诸实施。 如果说“五七”国耻集中表达了“民众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强烈义愤”，那么“五九”国耻则“既表达了民众对亡国的悲愤又体现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失望”。从此“五七”“五九”国耻被民国民众谨记，并每年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学界通常取5月9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日为国耻日，商界通常取5月7日即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之日为国耻日；北方“五七”纪念较多，而南方“五九”纪念较多，但这并不影响随后的全国纪念）。 § 条约内容 条约内容共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 1、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2、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3、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4、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1、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2、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 3、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4、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5、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6、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7、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 1、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2、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安中国领土”一款： 1、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 1、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由段祺瑞执政时通过）。 2、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3、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4、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5、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7、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 纪念平议 “五七”“五九”国耻日自设立之后就被不忘国耻的人们年年纪念着。每逢纪念日前后，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爱国团体召开国耻纪念会，学校举办集会讲演，工商业界则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报刊杂志也刊登纪念文章，抗议“二十一条”中的无理要求。此外教科书中还编入了“五七”“五九”国耻的相关内容，告诫年轻人国耻犹存。人们对国耻的由来耳熟能详，通过演说、游行、报刊宣传等方式加强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 民国时期的各主要报纸记录了当时民众在国耻日前后的纪念活动。1917年5月1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载有一篇题为“昨日国耻纪念会”的报道，介绍了各校活动情况：校方发起国耻纪念会，宣讲国耻由来、国家外交失败，告诫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勿忘国耻；学生们相继演说，以实行雪耻自励，最后向国旗行礼，并在结束前唱国耻歌；国耻日当天还举行青年演讲会、赠国耻纪念品、唱自强歌等活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民众更加义愤，反日的国耻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在北京，原定于5月7日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北京那个十三所大专学校近三千学生，冲破军警阻拦，集会天安门前，手执各种旗帜，上书“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方休”等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一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5月7日，天津南开学校举行修身讲演。全校学生痛恨国耻，激励奋发，议决是日开国耻纪念会。校内各壁遍贴国耻纪念告白，如“莫忘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同胞警醒”“想想今日是什么日子”等字样。下午三时，在修身班内，校长张伯苓述国耻经过的事实及谋雪耻将来之预备。学生陈尚文等七人发表演说，痛快淋漓，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又有学生郭春源者用白布大书“五月七日”四字，缚于左臂，对众疾呼“警醒国魂”“不忘国耻”云云。 9日，南京学界等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上午南京高师，金大、河海等数十所学校及美以美会等教会团体共五六千人，齐集小营演武厅，劳动团体、人力车夫和商界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上，陶行知、钟叔进等痛述国耻历史，悲壮激昂，催人泪下。学生陈义安咬破手指，沥血大书：“还我青岛！”全场热血青年沸腾，口号四起，掌声雷动。国耻日期间，无锡的商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组织游行团约六七十人，各持“誓雪国耻”“誓不愿为奴隶”“永远抵制日货”等布旗，高声呼喊着：“中华民国万岁”，沿途发布各种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传单。《申报》《新闻报》还报道了上海的望平街书业商会、振华洋货公所、南北市棉业联合会、五金九业公所等各大商业团体及各戏馆游戏场停业，以表示国人对于国耻纪念具有的特种悲感。 进入多事之秋的20年代，“五七”“五九”国耻日的纪念仍持续高温，其形式丰富多样，波及范围更加广泛。1923年4月20日的《益世报》报道了天津各团体筹备“五七”国耻纪念活动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各商号、工厂停业一天，门首粘贴白纸条，上书五七纪念字样，且商号包货纸上印五七国耻字样； （二）各团体、男女学校均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并一致举行威游行； （三）戏园、电影院、花茶馆等均停演一天； （四）作醒目大字，分贴各重要地方； （五）作高丽亡国惨状图画或草人模型； （六）各报纸均于显明处，排印五七国耻数大字； （七）人力车上皆贴五七纪念纸条，凡有日捐车辆均停出一天。5月7日，游行如期举行，参加者有坚决救国团、师范女学校，女权请愿团、童子救国团、理发商同业会、银商同业会、华北新闻报、山西旅津同乡会等各界团体约六十余个，爱国民众手执白旗，上书力雪国耻，遇有拍掌欢迎者，各人均摇旗表示敬意，迎风招展，远观之极为鲜明。 § 国耻日确定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次党务会议决定，5月9日成为法定的国耻纪念日，民众对国耻日的纪念有了合法的依据。随着日本侵略加剧，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国耻纪念又有了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支持抗战前线的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官兵。1938年5月9日，成都各界民众举行隆重的欢送四川军政长官大会，表明对四川军官抗击日寇，为国雪耻的迫切[19]。1940年5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五九”的纪念活动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国耻雪尽，民众才停止了国耻纪念活动。 时至今日，“五七”和“五九”的往事已离我们渐渐远去，很少人知道它了。然而对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此等耻辱，每一位中国人都不该忘记，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况且中华民族也绝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礼》云：“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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