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书院 |
| 释义 | 书院 - 概述 东林书院, 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在中国存在了1000多年。书院在唐朝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例如年代最为久远的光石山书院，就建在條县(今属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阳观与惠光寺。当时的潭州刺史苏师道，在他的《司空山记》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书院附近的地理环境：“东南隅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其峰有画瓶、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洞门、紫麟、远吟、隐真、回龙、白鹤，名称不一……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药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入药池，岁旱不涸……” 比光石山书院稍晚的李宽中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这里风景优美，如诗如画。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以论道，互相熏陶。 不光书院选址很讲究，创建人对书院内的小环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种树，移竹运石，打扮书院。例如，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载，石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唐人为书院选址的习惯一直沿袭了下来。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也都坐落山间。例如，岳麓书院建在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建在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脚，石鼓书院建在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象山书院、武夷精舍、南岳书院，包括江宁的茅山书院，都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山区。 兴办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腐败和衰落。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奉劝他的学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1] 书院 - 历史渊源 书院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书院 - 与中国文化渊源 书院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纵观其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这不得不使我们追忆起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迁移。 文化南移表征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蕃(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 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 书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学派之间非但政治观、自然观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观、教育观，以及对知识分子态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 。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着。其中《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灿夺目的奇葩。 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 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 ，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开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 直到今天，还可明显看到，中国南方的高校明显多于北方，名牌大学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甚至连今天揪动亿万中国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仅从数量上，从分数上也明显高于 北方，录取的考生从比例看，南方也高于北方。文化南移现象是客观在的，至于文化南移与书院兴盛的直接联系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结果，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自 身的发展过程中，透过经济的南移，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演变，以一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书院教育自然顺应时代的变迁，在长江流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宋明理学昌炽 书院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 ；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与韩愈十分类似。理学家构建了一套镇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读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 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 “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 ，一边讲学。后者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书院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考据学派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收卖人心，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又想到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便有庄廷、戴名世、查嗣庭、陆生楠、曾静和吕留良，谢济世 、胡中藻之狱，涉及面广，卷入者众多。如康熙初，庄廷得大学士朱国桢着《明史稿》增改刊印，定名《明书》。清政府得人举报书中有的思念明朝的民族感情，遂将庄氏剖棺戳尸，杀绝全家，并且株连作序者，补校者，刻印者，直至销售人、买书人，此案殃及江浙一带汉族名士，处死者多达70余人，发配充军不计其数。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远离政治，“家有知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考据之风盛行，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从唐熙时期开始，就编纂了《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几部大型丛书；乾隆时期编纂的有《续通志》、《 续通典》、《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考》、《大清会典》，影响十分巨大的《四库全书》就在此时完成的。《四库全书》从干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 干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 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大清会典·儒学·学规》)。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 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书院 - 与科举不解之缘 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此书院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这些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经学教育不受重视，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还用于征服南方仍在割据的地方政权，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官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后周遗留下来的国子监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而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由于国家地初步统一和安定，又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书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恢复了一些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科举取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读书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来书院隐居读书的人有的重视讲学修心养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应举入仕。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 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 时至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 书院 - 中国古代书院的藏书 书院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中我国封建社会特 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 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 ，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1 书院藏书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 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 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 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 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 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 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 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 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 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 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 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 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 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 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 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 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 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 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 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 2 书院藏书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 ，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 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 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 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 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 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 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 ，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 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 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书院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 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 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 时 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 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 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 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 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 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 在 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 。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 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 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 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 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 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 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 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 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 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 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 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 续到20世纪20年代。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 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我国 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 书院藏书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 下几种。 3.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 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3.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 ，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3.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 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 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3.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 来 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 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 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 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 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3.2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 ，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3.2.1 书院购置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 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 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 《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 ，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3.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 与学 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 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 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 “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 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 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 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 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 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3.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4 书院藏书特点 书院中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 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 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4.1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灭 ，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 ，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 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 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 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 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 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 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内。 4.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 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 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5 书院藏书管理与利用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 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 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5.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 编 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 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 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 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 ， 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 》)。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 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书院5.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 、 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 ”。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 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 。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 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 ”“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 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 5.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 、 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我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 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 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5.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 除 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 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 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5.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 书 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 。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 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 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 6 藏书楼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 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 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 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 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 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 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 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 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 定 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 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 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 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7.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书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7.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 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 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 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 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7.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中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 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 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 是 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 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 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 作作出了贡献。 书院 - 书院文化的输出与东传 书院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地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创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 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 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 。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 。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书院 - 书院文化与大学文化 书院在建设21世纪中国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书院文化是指在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经过千余年的传承与创新，形成有别于传统中国其他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精神成果的总和。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 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作为传承与创新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书院将儒家的人文精神转化为书院精神，使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成为书院文化内涵的最显著特征。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道”即儒家的道德理想追求上来。 书院是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主要践履者。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模式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书院将其制度化为章程、学规等的形式，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充分显现出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中，要求生徒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南宋以后，大多数书院都将遵循这一学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重视道德教育是实现个体道德完善的最具体手段，也是书院人文精神彰显的一个维度。 书院人文精神另一个展开的维度则是培养生徒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应是在个体道德完善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政治，以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在这种情势下，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 学术创新精神 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 书院与官学、私学在办学体制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使得书院获得了相对自主的学术创新机制和环境。学术大师纷纷云集书院，将其作为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基地。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湛若水、清代的汉学大师惠栋、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于书院，他们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少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的。 书院学术创新成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不但为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创新。学术大师们的《语录》、《文集》中有大量的书院师生答疑问难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书院大师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即宋代的程朱新儒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书院的教化精神 书院的出现却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与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书院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 书院首先，在宋代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书院数量都是多于官学的。清代新创建的书院达3757所，修复前代书院608所，两项共计为4365所。数量如此巨大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开展社会教化的主要机构，其教育教学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教化的实施。 其次，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书院招收生徒虽然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 再次，书院通过自身的学术活动与服务社会来实现社会教化。明代中后期发展成熟的书院讲会，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社会教化的重要途径。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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